李敬泽：一条江与大千世界

2001年，李敬泽的黄河旅行随笔《上河记》出版，那本书记录了他在漫游黄河的日夜中行走的体悟，而其中最深切的感受是：江河的意义，从不在于被“说出口”，而在于被“身体经过”。

2024年，他作了《让长江在身体中流过》的主题演讲，探寻诗人与诗篇带给中国人的“长江性”基因。在演讲中他提出了“长江性”的概念，而本次讲述将延伸这一思考，呈现他多年来对长江的整体认知和体悟。长江不只是地理的刻度，更是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在河北平原长大的北方人，长江向他展开的是一部“动态的文明史诗”，他走过许多地方，仍习惯带着北方人的眼睛看长江。黄河流域的麦田塑造了人们“重土守序”的伦理，而长江则以其丰沛的多样性教会他“和而不同”的真谛，它流经的每一方土地都如此丰饶多姿。他总梦想着从巴颜喀拉雪峰沿江而下，用双脚丈量这条文明脐带。他确信长江的魔力，它既能托起文明的重量，又能用生活的暖意疗愈人心。长江流域的方言、饮食、风物，在碰撞中酿出“美美与共”的至味。

在今年，南方周末携手五粮液，以《一江文脉里的和美生活》为主题，溯江而上，在历史纵深中归并和美的范式，解析长江文明“和而不同”的原始密码；在时代浪潮里打捞和美的基因，诠释“天人合一”古老智慧的当代内涵；在文明长卷上书写和美的永恒，追寻“美美与共”敬畏初心的本真境界，以包容达共生，以文明向未来，共同探寻“中华文明摇篮”长江沿岸的历史文明与当代生活，以和美文化，敬一江明月。

今天，李敬泽想要讲述长江教会他的事：差异不是割裂的鸿沟，而是共生的纽带。它如何让一个北方人懂得参差多态之美，又如何将“和美”二字，酿进每一滴浸润着中国人故事的水中。以下是他的讲述：

长江印象：自然与文明的丰沛土壤

我初次见到长江，已是1992年的事。那时三峡水库还没建成，大坝尚未合龙，江水奔流一如千年之前，我眼前的三峡还是李白、杜甫见过的样子。

我乘船从武汉溯江而上，那些关于长江的诗句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伟大诗人是我们所有人的嘴替，这时候你确实能感到长江是万古江河，五千年的文明与无数英雄，都在这条江上行过，留下倒影。就连整座武汉城，也因着长江，豁然向天地敞开了胸怀。站在江边，“极目楚天舒”的辽阔感直抵人心，仿佛能容得下万古风云。

这条从青藏高原奔涌入海的大江，与黄河一道，哺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江水流过之处，几乎都是中国最富庶丰饶的地区，是我们农耕文明到达顶点的地方——四川盆地的天府之国、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的物华天宝。直到今天，提起长江流域，人们依然会把它与“活力”“富庶”“丰沛”这些词联系在一起，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结出了我们中华文化最灿烂最瑰丽的果实。

理解长江，离不开与黄河的对照。我生长于黄河流域，当我书写黄河时，会觉得有种内在的熟悉感。我有一个或许不够严谨的观察：长江似乎比黄河更丰富、更多样，无论是它的自然风貌还是社会经济生活。

黄河流经区域的自然风貌、农业形态，乃至生活形态都相对接近——一路都是吃白面，面条和大馒头。而长江流贯之处，风物、方言、生活形态差异鲜明。山东人与甘肃人相对来说尚有较多相似，上海人与四川人则大不相同。这种参差多态，是长江对我们文明的宝贵馈赠。

我梦想着从巴颜喀拉山、从青藏高原而下，顺着长江从头一直走到尾，这将是一次壮游。我读过南宋诗人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家乡在绍兴，他沿长江一路向西到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范成大从成都经岷江、长江回老家苏州。他们都曾乘船沿长江而上或而下，详细记录了一路上的风物、风俗、人民、城郭和寺庙。读完他们的书，我也总想着，迈开脚丈量这流淌在身体血脉里的长江，不是复诵前人笔下的壮美辞藻，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身体和心去感受，去“看见”这条江，那无论如何都是美好的经历。

从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长江始终是一条极其繁忙的商旅之江、行船之江。江上千帆竞发，人与物在长江及其广袤流域内高度流通。这种繁盛的商旅，意味着它提供给人们更紧密连接的可能性，连接此地与远方。

这近乎中华民族的天命。我们为何能如此早就形成并维系广土众民的统一文明？原因很多，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长江黄河这样坚韧的纽带，“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它从源头奔流到海，将头尾牢固地、持久地连接在一起。我们都是黄河长江的子孙，始终是一体的。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无形连接——从你面前流过的水会流向远方，在你眼前游过的这条鱼正向着下游的江浙游去。这既是自然地理现象，也是精神文化现象。

生活美学：烟火气中的文明密码

对我们北方人而言，长江流域的丰盛令人神往。华北平原的童年记忆里，自然风貌相对单调。初到长江沿岸时，自然的盛大、丰盛、多样，以及随之而来的浓烈生活气息——尤其是饮食的丰富选择，带给我巨大震撼。这不仅是生活感受，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认知。

如果把《楚辞》和《诗经》比对着读，就能清晰地看到两种不同的风貌。《诗经》植物种类有限，《楚辞》则奇花异草满目，我们国家的地理环境中北方的壮阔与南方的繁茂并存，一江一河，流淌在血脉里，是我们命定的幸运，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格外宽阔。

在中国的美学精神中，长江滋养了丰盛繁茂、烟雨蒙蒙的独特气质，源于其自然地理的底层逻辑，它令北方人心驰神往，代表着另一种生活与审美的可能。有趣的是，我最近回山西，忽然想到，唐宋以后最能代表中国美学精神的，比如绘画中的“南画”传统，那种写意山水，那种禅意，都充满了南方精神。但开创这种南方精神的源头人物之一，竟是山西人王维。这或许正说明，正因长江与黄河的美学分野，我们得以互相遥望、互相想象、互相奔赴，使我们的精神结构更丰富，更具张力，也更具创造性。

我特别热爱长江流域那种强烈的生活气息。沿岸许多城市，一去便觉生活滋味十足，充满人间烟火的宽阔丰饶和快乐。

在北京待久了想出去转转，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常是：去成都！到街上，远远地就能听到那种喧嚣的市声，那种人声鼎沸。生活的浩大热闹几乎能化解一切。再找个火锅店热气腾腾吃一顿，好像没什么烦恼不能解决。

现在大家都爱谈苏东坡，爱他在坎坷中的那份达观——没什么过不去，在失意中依然能感受到生活之美和滋味。学者们试图归因于儒释道。但别忘了根本：苏东坡是个四川人，他是个吃货！哪怕到了黄州、儋州那么不得意的地方，只要一顿好饭，就能让他满血复活，对人生人世重新充满爱和兴味。

我在很多四川朋友身上都能看到苏东坡的影子。这种在生活的丰盛烟火中养成的达观开阔，不仅是诗人的，也是一个地方老百姓共有的底色。这可能也是我特别喜欢四川，喜欢成都、宜宾这样的城市的原因。

前一阵子我刚去过宜宾。晚上吃完饭，下着一点小雨，顺着三江并流的地方往下走，就走到了夜市。晚上10点、11点了，夜市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唱歌、吃喝、吆喝、大声笑、大声聊。那一刻，你真切感到人世的好，生活的好。生活的好未必需要多么高大上，在这样一个城市的江边夜晚，所有人都共享着这样微小具体却又如此悠长丰富的“好”，这令人心情舒展，拿得起放得下。

宜宾的李庄，也让我印象深刻。抗战时期，那里曾接纳了一大批从上海、江浙迁来的学者、科学家。李庄人豪爽地腾出房子让他们在烽火中安顿下来。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人都曾在李庄度过抗战岁月。他们在此为抗战继续工作。我想正是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特有的那种美好、达观、抚慰人心的生活气息，慰藉了这群来自炮火连天的远方的学人。

我们自古面对浩荡江河，都会生出感慨。苏东坡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站在江边也会这么想。这条江是一条记忆之江，你会想起无数前人、英雄豪杰，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这种感慨不是苏东坡才有的，曹操当年几十万大军要渡长江，一世之雄也没成功，他在船上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面对长江，真是让人心胸开阔，想到人世浩渺、时光漫长，无数英雄来过，又都过去了，想到此生的有涯和天地的无限。

历史基因：“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

在中国的古典精神中，流淌着一条对江山人世的深邃的情感脉络，从曹操到苏东坡，再到“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咏叹，这条脉络源远流长。这种豪迈的历史情感和底气，深深根植于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比如你看着壮阔的三江并流，这好水不仅塑造城市精神，也滋养了悠久的酒文化。

酒是农业剩余的产物，伴随文明而生。在中国，酒更被赋予了超越物质的意义，它是礼乐制度的血脉。殷周时期，“礼”规范天地人伦，而酒作为沟通人神的神圣媒介，关乎国家祭祀的根本。

春秋时期齐楚争霸时，齐桓公带着大军来打楚国，那时候战争得堂堂正正，“师出有名”。齐桓公就派人去跟楚国人说：你们有罪！什么罪呢？“包茅不入”——“包”是包裹的包，“茅”是茅草的茅，就是说你们很久没给周王进贡包茅了。听起来好像为点草发动战争有点可笑是吧？其实大有深意。

那时候的酿酒，没有蒸馏工艺，有点像现在的米酒。这种酒浑浊，需要用特别的茅草滤清浊酒，用于祭祀。所以这个“包茅”，看着是草，在当时却是重要的事关国家大典的物资。以“包茅不入”为伐楚的借口，看似为草兴兵，实则直指礼制的核心——包茅确保祭酒清澈神圣，浑浊之酒亵渎神灵，清澈之酒是祭祀这种礼制不可逾越的底线。

历史上写酒的诗人数不胜数。有时候我觉得，诗和酒有着天然的亲缘，诗酒同源，激发精神的飞扬与心灵的慰藉，让语言获得力量与速度感。那些精神最飞扬最富才情的诗人，往往也是爱酒之人。李白以“酒仙”自居，他在最飞扬时写的诗，如长江大河，奔腾不回。他善饮、爱喝，诗里有股酒气。“仰天大笑出门去”是他浪漫灵魂的写照，喷薄着酒所激发的自由精神与浪漫气魄。

而杜甫则在潦倒困顿中，在“新停浊酒杯”的叹息里，以酒寻求慰藉。无论李白的才情横溢还是杜甫的沉郁顿挫，酒总是在参与着这些诗人情感的释放与生命的表达，成为超越现实、触摸精神自由的媒介。

酒的品质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如宜宾三江并流般独特的水文地理生态，方能孕育出五粮液这样的传世佳酿。反过来说，能酿出好酒之地，本身就是人居与生态和谐的明证。

上千年来，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盼着生活有“滋味”——酒的醇厚，是亲友畅饮聊起往事时的热乎劲儿，也是人生百味。酒是我们与世界、与自我和谐相处的一种介质。在酒里找到与世界与自我相处的方式，这也是中华文化中“和”的追求。  

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概括，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我们自古善于调和差异。中华文明最深厚的特质，在于对差异的包容——不是消除，而是热爱世界的参差多态。从漠河到海南，从昆仑到东海，这片土地孕育了千姿百态的风物人情。正是这种辽阔与多元，塑造了我们文明的根本信念：在差异中求和谐。

这就是夏朝贤相伊尹“调和鼎鼐”的智慧。传说他出身厨人，以“调和鼎鼐”比喻治国：鼎是三足两耳的炊具，鼐是大鼎，烹饪时单有肉或青菜不好吃，得把酸甜辣咸不同的调味料搭配起来，尊重每种食材的特性，掌握好火候，才能收获美味。他把这道理用在治国上，告诉君王治国如烹鲜，需要把不同食材融合得当，接纳天下不同的人才和意见，才能让国家和谐兴旺。  

这种烹饪的和美哲学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绘画中，我们不追求戏剧性的风格，而是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们也这样来调制自己的生活，就像五粮液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酿酒，让各种粮食在发酵中恰到好处地融合，在差异中碰撞出和谐新味。这种酿造哲学，正如同中国人调制生活的智慧，让每一份独特在接纳与融合中酿就生活的和美之味。

现在世界日益紧密相连，全球化让文明相遇。中国的酒走向世界时，承载的远非酒液本身。它不同于普通商品，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叙事——如同法国葡萄酒的庄园故事、日本清酒的匠人精神，酒是流淌着的文化产品，承载着历史和生活方式的想象。

我们中国人所倡导的和美文化，近乎一种宇宙观，世界在差异中达成了天地之大美与和谐。道法自然，我们追求人与自然、世界、他人及自我的和谐，并坚信这和谐终将成就天下大同。

当五粮液这样的中国白酒走向世界，传递我们的文化故事，让更多人品鉴时，他们不仅能感受酒香，更能领会我们对美好的、有滋有味的生活的想象。举杯之际，杯中映照的是山河大地，凝聚的是五谷精华，也传递着我们中华文明“美美与共”的理想。

而黄河长江，这是我们内心深刻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象征。在中国人的心里、血脉里，都有江河流过。一个中国人与另一个中国人，哪怕走到天涯海角，素不相识，凭长江便可相认。“你们家是四川的，我们家是安徽的，都是长江边上的。”长江是我们共同的血脉，我们对长江的爱独特而深沉。所有的差异，所有的悲欢离合，最终都在这条江里，化作了我们孜孜以求的“和美”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