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手机里的少年们，在戏剧里认识自己

《狂_人日记》剧照（受访者提供/图）

青春期的孩子们脸上满是疲惫

“生活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生活不是为了IEC，不是为了生命价值积分。其实，这些道理老早就知道，只是大家想吃人，或害怕自己被人吃，找不到出路罢了……”

6月中，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的青少年戏剧《狂_人日记》里，拒绝成为实验品的中学生Cici忍痛取出身体里的动态卡，要挣脱包裹着她的“吃人”的世界。

主创把场景设定在2034年一个严格管控的校园里：IEC组织以“代际平衡”为名强制给学生安装动态卡，昼夜评估和监测学生的记忆。

不论是对动态卡，还是小团体的倾轧、随意造黄谣，以及成年人的管束、蛊惑，学生们大多顺从或麻木，而“发狂”的Cici作出了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截然不同的选择。

出演这部戏的演员是一群12到17岁的北京中学生。之所以想做这样一出戏剧，源自出品方抓马教育（以下简称“抓马”）的主创近年对青少年生存和心理状态的观察与忧虑。

“这两年明显地发现，许多孩子身体是往内缩的，爱低着头。有的孩子来了一年多只能躺地上，还有的孩子到现在还习惯全程戴口罩。”抓马艺术总监曹曦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上课和排戏时，手机都会统一收到篮筐里。一下课，所有人立刻奔着篮筐而来。“去洗手间就边看手机边走路，头也不抬一下。”剧团导演王通说。

好几位老师都发现，新冠疫情之后，许多孩子的行为能力发生退行。“比之前更容易受到惊吓，不敢尝试新事物。”青春期的孩子们脸上满是疲惫，眼神也习惯躲闪。“他们看起来敏感，情绪化，要么懒得理你，要么否定自己。内在是很深的低自尊和不自信。”

不止一个孩子觉得，排练最大的难点在于没办法保持专注。“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能看到外面。但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一点点在吃着我们，而我们已经不想和外界产生任何联系了。”

“很多事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了。”曹曦和王通指出，互联网是一个大的循环过滤系统，附着了各种东西，消解人的创造力。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需要朋辈认同，他们于是把这种渴望诉诸线上的一个个群落。然而，一旦被小的屏幕吸住，便很难逃离，想要将他们拉回现实世界愈发困难。

剧团孩子们的日常还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哪些平时不易被人、包括被自己觉察的感受？曹曦让孩子们写日记——摆脱不掉的情绪，至少可以先表达出来：

有的孩子看到同学无法记下考试的知识，因焦虑而落泪。

有人则面临社交困境，一个三四人的女生宿舍里至少有8个微信群。“想聊一个话题，不想被某个人看到，但此群的人会把聊天记录传到彼群里，说为什么你不在那个群里说话？于是不停解释，内耗……”

考试和分数也是普遍的困扰，“学校老师是关心我们的，可你躲不开的是，区里差一分就能拉开1000人。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都能把人呛死。我不知道这些分数有什么意义，但我不能允许自己的成绩掉下来。”

也有人家里有一个一言不合就用拳脚来发泄的父亲，“爱这个东西应该是感受到的人说的，而不是打骂之后还明目张胆地说那是爱。”

如果说百年前吃掉个体的是祖制、规矩和礼教；今天吃掉孩子的不光有社交媒体的算法、评价和监控系统，还有社会塑造的文化等等。曹曦指出，“当这些嵌入到人的神经，和我们对自我的看法混杂在一起，究竟你的意识来自自己还是外部的输入，已经很难分辨。”

抓马教育部分老师在抓马中心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反映和回应我们自身的关切

与通常见到的崇尚教化、更“孩子气”的儿童戏剧不同，抓马教育的剧目绝大部分都是原创，即便是在经典剧目上改编，也会在其中回应当下的社会议题和青少年成长中关心的问题。

每次做新戏前，曹曦和少年剧场的导演陈媛等老师会花大量的时间与孩子、家长们聊，他们最近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希望讨论的话题——大家共同的困境构成了剧作的缘起，每一个演员同时也是编剧、导演，老师不过是引导者。

抓马教育首席文化官、剧团常驻编剧克里斯·库珀说，他总是在剧本中尽可能多地融入孩子们的对话和行动，同时在结构中留出空间，让孩子们即兴发挥。“实际上，他们的理解往往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老师也在这个过程里从孩子们身上学习与吸收。”

比如克里斯去年写的《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