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记者手记:在案有种爱，无法衡量

　　焦作煤矿的宣传干部赵国堂是第一个发现谢延信事迹的人，1985年起，他和谢延信一家相邻而居，住在煤矿的旧招待所里。
　　12年后，他写了第一篇6000字的稿子《爱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发在《焦作矿工报》周末版第一版上，40元稿费。这一年，谢延信第一次获得奖励，在焦作矿务局举办的家庭美德演讲会上，他的经历被写成了感人的演讲稿，获得了二等奖。他是十位获奖者中惟一的男性。
　　然而，从1997年到2006年，整整十年时间里，谢的事迹只止于矿区间的口耳相传，赵国堂写过很多相关稿件，投到全国各个报社，结果采用寥寥。
　　他说，最大困扰在于，许多人都怀疑事迹的真实性，或者真实程度。孝敬，这个最为朴素的传统美德，何以一度成了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事情？
　　类似的对真实性的困扰，即便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走进焦作的初期，一度依然顽固地蒙蔽着我们。
　　一位同行采访半途，近乎绝望地说，这简直不是正常人所为，他图什么啊？
　　我理解他所说的正常人所为的指向，如果真的以“利益衡量，得失比较”这个现今要多流行就多流行的逻辑去考察，会得到什么结论？
　　谢延信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领导干部，没有太多身份和面子的顾虑，他生活拮据、自顾不暇，远非生活无忧后而滋生怜悯，前妻已经去世，他也另有家庭，偶尔嘘寒问暖可以，何必日日伺候？两个体弱多病的老者和一个傻子，又能给他的照料回馈什么？
　　古语尚有“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他们之间并无血缘维系？
　　我们走访了老谢的邻居、工友、领导、家人，出于朴素的爱护，他们反复言说的总是“好人、了不起”一类的形容词，甚至连抽烟的嗜好，也被刻意忽略。老谢的中风后遗症，使得记忆衰退，反应迟钝，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些近乎残忍的追问。
　　采访过程中，最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谢延信顶替岳父获得矿工一职，许多记者包括我一度相信，这才是最真实的逻辑。在经济动力充溢社会角落的今天，利益动机常常被视为最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赵国堂反问我们，为了换回一份矿山工作，何以解释33年的存在？一个如果一开始就打着得失算盘的人，难道连这简单的算术都不会？
　　事实是，老谢付出的代价太多，他的生活因为两位老人的存在而拮据困顿，他失去了像同龄人一样在经济巨变的时代中，寻找其他出路的可能，他甚至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满怀愧疚，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亏欠他们的。但他又的确改变了太多。
　　在安阳滑县的谢的老家，这个中原最为普通的村落，我曾试图推开一户人家的门，随意走访。当地的一干部拦住了我，善意地说，别去，那是傻子人家。回来的路上，在村口，我还遇到了另一位傻子，鼻涕满面，惊恐地站在路边，身上的污垢几乎遮住了衣服上暗色的花纹，村民们遇之则远远绕开，我亦如此。
　　我突然就想起谢的那个妻弟，那个只会念叨“亮哥，好，亮哥，好”的傻子，衣着素净，脸上的神情安详满足。
　　赵国堂曾对我说，我用12年的时间才考验出一个真相，言下之意是，你们却用7天在寻找一个虚妄的动机！他有些生气。
　　这句话，被我忽视了许久，直到最后，我才释然，并开始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