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 | 项楚及其《王梵志诗校注》出版纪事

敦煌学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1940-2025）。秦颖 | 摄影

著名敦煌学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先生（1940-2025），是以其一系列研究敦煌文学和唐代白话诗人王梵志作品的成果而享誉学界的。他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部著作《敦煌文学丛考》和《王梵志诗校注》，出版后不久就接连获得了首届和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不仅奠定了项楚在学界的崇高地位，也在敦煌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王梵志诗校注》，更在出版二十年后荣获首届思勉原创奖。因此，回顾这两部书尤其是《王梵志诗校注》的出版过程，对于敦煌学史和出版史的研究，都是不无裨益的。

一、与《中华文史论丛》结缘

了解项楚经历的人都知道，他196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庞石帚教授治六朝唐宋文学。三年毕业后，他先在农场劳动两年，后到中学任教。1976年，他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接触到敦煌文献，开始了他此后终其一生的敦煌学研究。1980年，他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从此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之中。

在阅读敦煌文献的过程中，项楚还广泛涉猎众多传世典籍，以惊人的毅力通读《大藏经》收录的佛教典籍，从而对佛教文献和中古汉语词汇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他读书细致，思深虑密，经常能在阅读相关文章时发现问题，他最早撰写的一批文章都是献疑商榷的，如《〈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敦煌变文校勘商榷》（《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等。其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是他写的第一篇校勘考据性质的文章，是对赵和平、邓文宽在《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发表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一文的补正。可见，项楚早就开始了对王梵志诗的关注和研究。项楚认为，王梵志实有其人，他在唐代民间是十分出名的，所以才有关于他的神话流行。但王梵志诗绝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而是在数百年间由许多无名白话诗人陆续写就的（参见《王梵志诗校注》前言）。

在此之前，项楚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发表过《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等论文，但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论文对他还是有很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信心。《中华文史论丛》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与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两种文史刊物。项楚在1983年10月11日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陈振鹏的信中说：“《论丛》在学术界威望很高，是由于它的质量很高所决定。我的第一篇校勘考据性质的文章是在《论丛》发表的，当时给我极大鼓舞，也影响了我以后的治学方向。因此，我对《论丛》是抱有感激之情的。”（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以下引自档案的不再注明）接下来的几年间，项楚在《中华文史论丛》又接连发表了《敦煌变文字义析疑》（1983年第1辑）、《变文字义零拾》（1984年第2辑）、《〈王梵志诗校辑〉匡补》（1985年第1辑）等文。1985年底，项楚以“校释敦煌变文及王梵志诗字义”的《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三篇论文荣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唯一的一等奖。评审专家认为：“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之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其中有不少说法能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漏。”这三篇论文都是由《中华文史论丛》发表的。项楚在1986年1月7日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同贤的信中说：“我对于贵社的支持和信任,一向是怀有感激之情的。《中华文史论丛》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我早年的兴趣在于义理之学,后来又搞过文学创作,对于校勘考据之学,素未留心。自从接触敦煌学后，才摸索着搞一点,但仍缺乏自信。《论丛》八一年四辑发表的拙作,是我第一篇这种性质的文稿,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此便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了。最近我忝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所提交的三篇论文,都是由《论丛》发表的(八三年一辑、八四年二辑、八五年一辑等三篇）。”再次表达了他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中华文史论丛》的感激之情。

此后，项楚还不断有新作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如《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1986年第2辑）、《列一四五六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1989年第1辑）等。

二、《王梵志诗校注》的撰写与发表

项楚在1983年10月11日致陈振鹏的信中，谈及自己计划进行的几项选题：

一、王梵志诗注

张锡厚同志已有《王梵志诗集》(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