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亲：抗战译员张勗仁 | 文化抗战寻踪

1962年本文作者与家人合照，缺少了作者的父亲张勗仁（1907-1960）。

父亲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对我是个陌生的词，我几乎记不得开口叫爸爸的情景。

童年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姥姥家，那是北京崇文门内的一个小院子。姥姥和三姨住北屋，我们住西屋。姥姥家门前有一个花池，里面种着近一米高的美人蕉，绿叶上朝天冲出一枝枝血红的花朵，姥姥时常坐在台阶上看花。妈妈是医生，每日上班早出晚归，爸爸有时去上班，很多时间是伏在桌子上写作。他懂英文和俄文，时常在家翻译书稿。家里生活宽裕平静。

父亲身体高高瘦瘦的，身子有些侧弯，现在想起来可能脊柱有毛病。他喜欢京剧，常听他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耳边乱纷纷”。当时我太小，不知道是什么戏码。后来在山西插队，有一次听到《失空斩》中诸葛亮的唱段，蓦然想起这不是父亲爱唱的吗？他爱唱的还有《太行山上》。他的嗓音微微沙哑，好像还带着一点京剧腔：“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这是我脑海中仅有的父亲的声音。

1958年初，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停止了。大人们说父亲犯了错误当了“右派”，要去劳动教养。这年春天一个清凉的早晨，我和父母走出家门。父亲手里提着粗线编织的网兜，里面装着漱口杯等生活用品，坐上了一辆三轮车，脸上一片凝重。我和妈妈一直看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这是我对父亲最后的印象，那时候我没满七岁，还没上小学。

小院的气氛逐渐沉闷压抑，再没有《失空斩》和《太行山上》，再没有欢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我只听大人说，我家的保姆回农村探亲，回来说农民的生活太苦了，穷得连把木梳都买不起；父亲在“整风”提意见时把保姆的话说了。

大人们说父亲劳动几年就回来，可他一直没回来。1960年10月，母亲接到清河农场（俗称茶淀农场）的通知，父亲去世了，随后寄来父亲的遗物。此时距他离家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几年后，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破“四旧”，打倒牛鬼蛇神，揪斗地富反坏右，宁静的胡同弥漫着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一天从外面回来，我发现原来摆在柜子上的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抽屉里原来有两份证书，父亲清华大学的毕业证和母亲齐鲁医学院的毕业证，现在也没有了。衣柜里一件满是补丁的上衣也不见了。曾听父亲说过，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日本兵打散，他被一个老乡藏进山洞，躲过了日本兵搜山。敌人走后，老乡让父亲脱了军装，给了他这件衣服，父亲得以逃生。这件衣服后来洗净了一直放在我家柜子里。父亲还有条武装带，比解放军的武装带窄一点，我常拿出来玩，父亲说这是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武装带。这条武装带，还有烟缸、Zippo打火机……所有和父亲有关的东西都被母亲销毁了。我们家再没有父亲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求助无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其中包括给“右派”摘帽改正。父亲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母亲就开始行动起来。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叫北京编译社，一打听，这个单位已经不复存在，母亲只好去找北京市公安局。一天，我陪着母亲从东交民巷北京市公安局的后门进入一个接待室，工作人员拿出一份材料，大概意思是张勗仁被错划成右派，现予以改正；该人在劳教期间去世，现补偿家属200元。母亲双手颤抖着接过钱，转身走出接待室，哽咽着叹了口气说，一条人命，200元。

无论如何，毕竟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寻找父亲的踪迹了。

父亲有几个老朋友经常来往，在他去世后，他们还不时来我家看望母亲，他们经常提到梁漱溟先生。19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去木樨地22号楼看望一位同在农村插队的老朋友。出来时路过一家，门上贴着一张告知书，大意是父亲梁漱溟已经九十有二，身体不好，希望陌生人不要打扰。

我停在门口，惊讶得手足无措，这是梁漱溟先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