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朱利安·巴恩斯与严肃的乐趣 | 心智生活

朱利安·巴恩斯，《伊丽莎白·芬奇》。资料图

朱利安·巴恩斯写过关于《斯通纳》的书评。针对约翰·威廉斯的那部学院小说在沉寂五十年之后的突然走红，巴恩斯指出，“它是好，而且有着可观的实质性内容，严肃性，以及心中可以回味的余韵。这是一部真正的读者小说，意指它的叙述强化了阅读和研究的价值。很多人会被勾起自己诵经时的顿悟情景，以及文学的魔力初次制造出某种距离感的时刻，首次被示意这也许是理解人生的最好方式。”

“严肃性”，是这段赞辞的核心。多年后，巴恩斯写出《伊丽莎白·芬奇》，在小说的开头，某高校成人班的学生尼尔看着讲授“文化与文明”通识课程的女教师芬奇走上讲台，

“……希腊人说得好，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教学相长，可我不是什么苏格拉底，你们也不是一屋子柏拉图们……话是这么说，我们还是会展开对话……我希望你们能对这门课产生兴趣，乐在其中，我指的是真正的乐趣，严肃的乐趣。乐趣和严肃并不冲突。我也希望你们能用严谨回报我，天马行空在这里行不通。我叫伊丽莎白·芬奇。谢谢。”

说完，她笑了笑。

没人做笔记，我们盯着她，有些人心生敬畏。少数几个搞不清状况，剩下的，几乎已经爱上了她。

我不记得第一堂课她教了些什么。但我隐隐约约知道，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来对了地方。

严肃的乐趣，是《伊丽莎白·芬奇》这部小说的核心。巴恩斯对于《斯通纳》的赞美因此也可以应用到他自己的这部同为学院题材的新作中。如果说《斯通纳》的严肃性在于，它试图讲述一个懵懂心智如何在教育中被唤醒，如何去见识爱与美，并在他所从事的教师生涯中完成有限又高贵的自我实现，那么《伊丽莎白·芬奇》进而讲述一个杰出的自我实现的教师对于他人有可能产生的隐秘而持久的影响，即便在这个教师死后，这种影响依旧能够作为一种严肃的乐趣，或者说，一种被激发出的爱意，强有力地存在着。

小说是以芬奇学生尼尔的第一人称回忆视角展开的。巴恩斯讲过作者与读者的理想关系是肩并肩站在咖啡馆窗边，透过窗户往同一方向望去。这部小说开头给人的亲切感觉，就是我们和尼尔肩并肩站在窗边，听他指点给我们看窗外另一个时空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称之为尼尔的记忆，也可以视之为虚构。在小说中，记忆和虚构的区别并不是很重要，只要一个人谈论的是他真正了解的东西，我们都会从中受益。

尼尔真正了解的，是他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男性，体会过世态人情和婚姻的脆弱，如何竟还能在芬奇的课堂上被改变。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更喜欢给成年人上课。

“我并不为好奇心所动，”她回答，“讽刺的是，年轻人对自己更有信心，虽然他们的抱负在外人看来模糊不清，但在他们自己眼里却清清楚楚，可以实现，但对成年人来说……当然，有些人来注册上课是随性而为，但大多数人是因为感到生活中有所缺失，感到他们错过了什么，而现在他们有机会，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来纠正错误。我发现这一点非常感人。”

一个期待自我实现的年轻人急需的只是赞美，而非纠正错误，而一个成年人依然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期待被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首先是一种激发心性的自由教育，其次，是可以贯穿一个人漫长的一生。教学相长，啐啄同时，在芬奇的班上，其他学生只是把这位比他们稍长几岁、终身未婚、风格特异的女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