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勺子，一场大营救，百岁香港老兵的抗战记忆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然漫过东莞一户人家的窗台，轻轻落在地板与茶几之间。

101岁的黎洪穿着素色短袖，安静地坐在浅黄色旧沙发上。偶尔他转过头，与老伴低语说笑。老人面颊泛红，精神矍铄。若不是需人搀扶行走、双耳听力明显衰退，几乎看不出他已逾百岁。

更难以想象的是，这位看似寻常的老人，曾是东江纵队的抗日战士。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一线——他的人生，与家国命运的轨迹紧密交织。

黎洪左侧头颅深处，仍残留一枚子弹碎片，是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痕。这块金属在他颅内停留了大半个世纪，并未造成明显不适。提及此事，他笑说：“脑袋还灵光。”

所住的小区邻里相熟。阳台对面，住着比黎洪小20岁的老兵王海树。因中风行动不便，两位老人常隔几十米挥手问候。那是他们之间无声的致意。近两年，黎洪需依靠“买菜车”缓慢移动，外出大幅减少。“只能在家逛逛。”他说。

曾经酷爱下象棋的黎洪，如今难觅同龄棋友，便常以电视新闻为伴。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晚上十点半入睡。“在家里走两步、看看电视，国家大事，我都关心。”黎洪说。

“香港没有家了”

加入部队时，条件艰苦到极致。衣服、鞋子、牙刷、手巾全靠自带，连吃饭的工具都要自己准备。（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黎洪的战争记忆，从香港的童年开始。那是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又被炮火强行割裂的人生。

1924年10 月，黎洪出生于香港九龙石角尾（今石硖尾）一个普通家庭，祖籍广东惠阳县。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普通劳动者，一家是“再平常不过的平民家庭”。

在他17岁之前，日子虽不富裕，却尚算安稳。父亲打零工维持家用，母亲操持家务，弟弟妹妹绕膝相伴。全家挤在九龙的小屋中，烟火气十足。

战前的香港社会，正处于殖民统治与华南移民文化交织的复杂图景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九龙城寨周边，挤满了像黎洪家这样的普通百姓。

然而战争的阴云早已悄然逼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第23军突破深圳河向新界推进的同时，36架轰炸机空袭启德机场，这标志着香港战役正式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九龙到处是爆炸声，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盘旋，老百姓抱着东西往城外跑，哭声、喊声混在一起。”黎洪说话语速很慢，回忆起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冬天。

据《香港抗战史录》记载，日军在攻占九龙时实施了无差别轰炸，深水埗难民收容所被直接命中造成逾三百人伤亡。混乱中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土匪、汉奸趁火打劫，粮食供应完全中断。

日军攻陷香港后，他的家庭也在战火中分崩离析。妹妹被卖到香港西贡，弟弟被日军抓去新加坡码头做苦力，父亲在逃难途中染病去世。

彼时，黎洪正在九龙一家船厂当学徒，每天能赚几个铜板补贴家用。得知家里变故，他愣住后痛苦到麻木。香港沦陷后，船厂停工，他失去了生计，只能带着母亲，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偏僻的西贡方向走。

“一路上看到日军烧杀抢掠，有人因为没来得及避让，就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黎洪说，那是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国破家亡”四个字的重量。“我当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