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迈黛玉，冷面宝玉：徐皓峰的红楼新解

1987版《红楼梦》剧照。（资料图）

二十多年前，北京电影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文学系教师王迪为刚入学的新生们“热身活血”。坐在讲台下的徐皓峰不会想到，这位“一课之师”退休后竟住进养老院，潜心研究《红楼梦》，还写出了一本《妙法红楼》，更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也沿着这条小径走下去，用新书《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红楼梦〉中的导演课》，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导演的训练让徐皓峰习惯于紧盯细节。他不看诗词歌赋，不管文化大义，只观察“人物行动起来之后，人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于是，他看出宝玉对黛玉早有情愫，而黛玉却迟迟未有回应，宝钗更是“完全没有爱情”；那个被世人认定“小性、敏感”的黛玉，其实还会飙脏话，敢顶事，骨子里透着一股“兵户气”的豪迈。

这些发现，不只来自文本细读，也来自生命经验。小时候住在姥爷家，见惯了旧式官宦子弟的做派；妈妈那边的长辈中，还有几位“明确的贵族小姐”。这些都成了他进入《红楼梦》的钥匙。“有些东西在生活里见过，你一看文学作品，直接能对上。”

对徐皓峰而言，《红楼梦》是一本“活书”，“好多生活规矩，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还在，甚至现在某些人家还在。”他谈起胡适拜访前清高官的场景：“送胡适走，主人是不出门槛的，礼就到这。”然后话锋一转，指向《红楼梦》中黛玉送宝玉出门槛的情节：“黛玉以行为向宝玉宣告咱们都长大了，别跟小时候一样随便到我这儿来……故意行贵客之礼。”

这些细节，也让他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批语作者脂砚斋的身份产生怀疑：“要么脂砚斋不是明清的人，要么肯定不是曹雪芹的熟人……他对北方京津地区官宦人家的礼节是不熟的，话也不熟。”

徐皓峰与《红楼梦》的缘分还不止于此。1998年，他因拍摄宗教专题片走进白云观。一位老道士告诉他，民国时期的道士不能看好莱坞电影，“看了外国女星易乱心”，但可以看《红楼梦》，因为那里面写的虽是男男女女，讲的却是文化，是与道教相通的道理。

这番话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另一种读红楼的视角：它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一部道书。所谓“道”，不是宗教，而是真相。“《红楼梦》虽然是小说，但是它体现了道。而我们人间看着好像是活生生的，大部分情况都是一种妄想。”

在他看来，《红楼梦》的笔法是高度电影化的。“用情境的方法去写，用蒙太奇的方法去写”，不直接交代背景、性格、事件，而是将它们打碎重组，让读者自己在矛盾中拼出真相。

徐皓峰，1973年出生于北京市，编剧、导演、武侠小说家。（卢佳 摄）

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草稿

南方周末：对于《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的关系，你很委婉地说后四十回是草稿，一般就是两派，一种认为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一种就认为非曹雪芹的，你取了个中间值？

徐皓峰：作家的经历让我能识别别人写的东西。同样是留白，有的留白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口，后边是有回应的；有的留白是这块的社会调查没到位，或者这个不是我经历的，到情节关键点，对人物语言和行为写不了那么具体，就来一段心理活动把它偷过去。

《国术馆》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遍写了30万字，第二遍觉得我没有能力驾驭长篇小说，把它改成6万多字，一下放了好多年。之后再写，又改成了接近20万字，在十年前写成了。结果又过了十年，（发现）我把这个题材浪费了，中间有些关键的地方，因为人生经历和对文学的理解不够，都用取巧的方法瞒过去了。自己怎么都过不去这道坎，又重新大改了一遍，最后变成十四五万字的书稿。

作家对一个东西得反复改。人的大脑有局限性，很容易陷入单线思维。小说跟交响乐一样，各条线混在一起响，才能有力量，光是单一的思维去写一个事，那不是小说的成品。作家在写初稿时，思维一定是单一的，还容易顾头不顾尾，这就是人脑的局限。我们看到一个天才作家，觉得这一上来就是交响乐，太厉害了。（事实是）他在背后改的遍数比你多，先写一个，再写一个，最后拼接。

作家好多时间都是用于跟大脑的局限性做斗争，人脑真的是一个需要升级的电脑，版本和网速都太低。但是没办法，跟不太好的脑力做斗争，就是写作。有的时候，我先写大的架子，中间的细节就先拿一些熟的套路填上去，回头我再改。

比方后四十回里，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