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者，如何重启人生

王连权在阿明的家门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图）

开向钟表城的三轮车

阿明开着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开始了“打赏巡游”。2025年8月的一天，下午3点，他穿梭在广州站西钟表城——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钟表专业市场之一。狭窄的街道上，搬运工推着成摞的货物，揽客的店主挤在路边，各种肤色的外国顾客穿梭其中。

阿明在去钟表城的路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图）

37岁的阿明身患佝偻病，身体几乎陷在座椅中。三轮车缓缓前行，车座粘的两只小蝴蝶轻轻闪动——这是他特意网购的装饰。他与街上的许多商铺早已熟识，老板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昂头回应，车上音响飘出的中东音乐，一度盖过街头的嘈杂。车头挂着外语招牌：“Music order song，Music performance，Reward money，Thank you !（点歌，音乐表演，打赏，谢谢！）”

一位路过的黑人被音乐吸引，随着节奏朝阿明起舞，阿明笑着互动。另一名外国人拿起手机几次凑近阿明的脸，想给另一端的人看阿明的样子。阿明躲避几次后，摆手拒绝。还有人默默举起手机扫车上贴的二维码，转账一百元。大多数时候，阿明都笑容灿烂地迎接朝向他的手机镜头和好奇的脸，他不说“乞讨”，更喜欢说“打赏”。

阿明1988年出生在华中地区，是先天性软骨病患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佝偻病，生活难以自理，需要他人长期照顾。他从小害怕成为家里的累赘。十六七岁时，他决定离开家乡去外面闯。最初，他想去北京，但担忧北方的寒冷，最终选择了温暖的广州。

2006年夏天，18岁的阿明拖着父亲工友焊制的一张铁椅子，瞒着父母偷偷登上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第一次到广州，他在广州东站迷路，夜里想在护栏上挂吊床过夜，被一位出租车司机劝到救助站，很快被救助站送回了老家。2007年，第二次来广州时，阿明学会了在城市中“隐身”：白天，他坐在人流多的寺庙门口，有流浪的人教他如何“摆摊”——也就是乞讨；晚上睡在隧道里。

如今，他与一位来自江西的盲人合租在白云区城中村的一间小屋，每人每月交200元房租。屋子虽小，但厨房和卫生间俱全，被他收拾得干净整洁。阿明格外在意自身的干净，唯恐身上有异味被人厌恶。楼与楼之间紧挨着，楼道常年潮湿，偶尔飘来炒菜和下水道的味道。同住附近的还有几位乞讨流浪者，大家经常串门聊天。

阿明从这里出发，驾驶电动三轮车穿越市区的车流。近10公里的车程对健全者已是挑战，对他来说更是体力和意志的考验。18年来，他的出行工具不断进化：从手工滑板车到三轮车，再到如今加装音响、蝴蝶装饰、英文招牌的改装版电动三轮。

阿明每个月得到的打赏多为一千元左右。他不收贫困者的钱。“有个捡废品的阿姨，每次见她都拎着空瓶子，哪怕她给我一块钱，我都拒绝。她自己都辛苦，我拿她的钱心里过不去。”

“别人喜欢我的音乐表演，愿意尊重我，打赏我一点，我拿着也心安。”出门前，阿明在城中村的家里对我说。阿明常常遇到想采访他的人，其中有拍纪录片的人，也有做调研的大学生。他明确拒绝“励志”包装：“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我，做坚强的自己。我不想当网红，也不想当公众人物。能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有个落脚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在广州，王连权是少数真正走进阿明生活的人，也是阿明口中的“在广州爱我的人”。王连权是“70后”，是鼎和社工团队的社工，比阿明年长十来岁。在王连权看来，阿明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的人，也不容易走近。但经过九年不弃的陪伴，他以尊重和耐心融化了隔阂——阿明从最初的戒备到如今视他为友。

绿色背心

2016年年初，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城中村，天气湿寒。王连权第一次见到阿明时，阿明戴着帽子和手套，脚上却只有一双拖鞋。他坐在三轮车上，车把上挂着乞讨用的塑料水桶。

王连权察觉到阿明的警惕。他上前攀谈，但每次都以阿明的沉默和离开告终。早出晚归、骑电动三轮车、生活难以自理、始终高度戒备——这是阿明当时的特点，聊起身份证或残疾证，他总找借口回避。王连权只好在阿明的档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