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份死亡叙事

暑假期间值班时，北京市红十字会首都医科大学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主要负责老师景朋在接听咨询电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梁阿姨有一个6岁的小孙子，几乎每天都会来她这里玩耍、做功课。孙子提及梁阿姨的疾病和死亡，她从不生气，也不避讳，而是很自然地告诉他“好好表现”，自己会“在100层房子（小孙子最喜爱的绘本是《一百层的房子》）里看着你呢”。

梁阿姨同意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作课堂的真实案例，并签订了遗体捐献书。去世后，她成为了一名“大体老师”，为医学贡献躯体。

“66岁，离世日期：2022年8月”，记载在梁阿姨故事的最后一行，这是一份死亡叙事。2023年年初，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宋敏和导师景军教授开启了一项关于临终“反向关怀”的研究项目。在长达一年的调研中，研究团队接触了几十个经历临终关怀的家庭，并将与他们的交流汇集成146份关于死亡叙述的文本。

一些临终者反向关怀的案例让宋敏看到了临终者的主体性。这些案例超越悲情，重构了对生命终章的理解——在直面死亡的时刻，爱与关怀成为双向流动的力量。作为一个典型的反向关怀情境，遗体捐献进入宋敏的视野，并成为她的研究议题。

宋敏对这些死亡叙事进行编码、分类和归纳。随着编码工作的深入，遗体捐献背后的家庭伦理关系、社会文化传统、时代观念变迁等渐渐浮现。2024年，宋敏完成了关于遗体捐献的硕士论文，此后依然专注于“死亡研究”。2025年，她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宁疗护考察，走访调研日本、新加坡、法国、瑞士等国。从遗体捐献延展的死亡叙事得到了更多补充。“不同文化下，人们对衰老、死亡有完全不同的应对。”宋敏好奇，“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如何做决策？决策的条件是什么？同样的身体条件，不同选择的背后是什么在影响他们？”

北京市红十字会首都医科大学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咨询的不少，真正捐献遗体的不多

2025年8月的一天，中午12点，一辆殡仪车从北京八宝山准时开出。车子进入首都医科大学东门，经过一个小花园，很快拐入一条更窄的路，向一栋楼开去。司机熟练地倒着车，方便搬运遗体下车。无障碍坡道直通正门，一侧墙上挂着标识“北京市红十字会首都医科大学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

宋敏带我们来到接受站门口。径直往里跨一步，告别的氛围就在眼前的前厅。墙壁的主体是黑色瓷砖，金色的大字刻在上面：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

都是人生必然

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

都是光照人间

在研究遗体捐献的过程中，宋敏多次往返于这个遗体登记接受站。她用“大体老师”的称谓贯穿对话。“大体老师”也被称为“无言老师”，是医学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