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错如何追责？轻罪时代的“法”与“罚”

1979年刑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中国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的雏形。 图为广东东莞市宪法主题公园内的刑法浮雕。（视觉中国|供图）

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在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案件转入新轨道。从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检察院内部的刑事检察部门，流转至行政检察部门，再二次流转至公安机关。

检方建议追究行政责任。起初，公安机关回复称，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已被羁押，且主动上交违法所得，无需再罚。但县检察院不认可，随即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处罚。

2024年3月，公安机关最终决定，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2万元、并处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中违法所得已被收缴，不再执行。

此案收录于2025年初最高检发布的《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第三批）》。

所谓“行刑反向衔接”， 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被不起诉人需要被行政处罚的，应移送行政机关处理。这套机制被认为填补了不起诉案件与行政处罚间的“空档”，确保“不诉”后“当罚必罚”，杜绝“不诉了之”。

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完善行刑双向衔接”升格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同年，最高检出台相关指引规范操作。

但在司法实践中，反向衔接的适用规则仍会出现需要解决的课题。

长期虚置

行刑反向衔接制度早已有之。1979年刑法第3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

“这可以说构成了我国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的雏形。”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行政法学的副教授梅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1996年，修订后的刑诉法为衔接工作提供了初步的操作路径：对被不起诉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在梅扬看来，彼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行政制裁法律体系初创，难以承担起打击市场经济领域犯罪的重任。

因而，“刑事优先”理念主导了当时的行刑衔接，侧重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