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派他们去画西藏:一段湮没60年的历史
数十年过去,7位画师已是中国美术界的名家,他们此后的创作都受到西藏之行的巨大影响。但作为一次有组织的集体创作行动,1965年入藏的具体过程鲜有史料记载,逐渐被湮没。
责任编辑:刘悠翔
冬日的青藏高原,空气如冰,阳光如刺,但这个年轻人显然并不畏惧。他拿着炭笔,对着眼前的风光,在纸上快速勾画着。如果此时上前搭话,会发现他说一口流利的粤语。
他叫梁世雄,32岁,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师。从温暖的岭南来到这片高寒之地,顾不上身体的不适,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画”。站在雅鲁藏布江岸边,极目远望,“山是金黄色的,青稞是金黄色的,江岸一簇簇的松林,也是金黄色的。运青稞的毛驴叮叮当当急速地走着,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孩。”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这是发生在60年前的场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中央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前往庆祝。文艺工作者有三百六十多名,大部分是演员,他们将各类节目带上高原,其中的美术界成员则趁此机会采风,把西藏的风貌风情画出来,带回内地。和梁世雄一起前往的还有该校同事刘济荣,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师姚耕云、杜英信,他们都是国画专业的。
10月份,当四位国画老师还在藏区各地采风时,在首府拉萨,来自四川的三位版画家——牛文、李焕民和其加达瓦,正在用刀在木板上镌刻,他们同样带着摹绘西藏的任务。
次年,艺术家们完成创作后,回到各自单位。还没来得及消化从高原汲取的营养,中国社会已卷入一场动荡。
数十年过去,7位画师已是中国美术界的名家,他们此后的创作都受到西藏之行的巨大影响。但作为一次有组织的集体创作行动,1965年入藏的具体过程鲜有史料记载,逐渐被湮没。

随中央代表团入藏的7位艺术家合影:刘济荣(左四)、杜英信(左五)、牛文(中)、姚耕云(右四)、其加达瓦(右三)、梁世雄(右二)、李焕民(右一)。受访者供图
2020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在编撰《梁世雄全集》时,从梁世雄保存的西藏工作笔记中看到这段经历,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事件。他们多方打听,联系到7位艺术家的家属,整理资料,在2025年“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推出了《雪域使命——1965年中央委派艺术家入藏图像史》(以下简称《雪域使命》),详细梳理了艺术家们在西藏的行踪。
这个项目收集到两千余张照片、近5000幅速写和十多万字的手记,绝大部分从未对外披露过。“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有很强的文献价值,”该书主编之一、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次行动规格非常高,他们去的时间之长、地方之多,也超过前后所有人,不应该被湮没。”

梁世雄西藏工作笔记。受访者供图
“艰巨的任务”
这是一项特殊的使命。1965年8月22日,梁世雄和刘济荣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到达后,他们特意去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研究西藏厅的格局。因为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通过实地采风,为西藏厅绘制陈设画作。
当时全国有实力的画家并不少,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几个?文化部下发的通知和选人过程已不可考,但通过分析艺术家们的情况,可总结出几个共同特征:一是政治上放心,二是业务水平过硬,三是身体强壮,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用当时的词汇总结,就是“又红又专”。
梁世雄在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上学时,师从“岭南画派”二代传人关山月、黎雄才,习得扎实的基本功。老师们注重写生,关山月有句名言“不动,我就没画”,对梁世雄影响很大。他19岁入党,在校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校长胡一川的秘书。
刘济荣比梁世雄大两岁,同样师从关山月、黎雄才,1962年他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漫画大师叶浅予、水墨画大师蒋兆和,融汇了南北派的画风。客家人出身的他,很重视思想进步,进藏的时候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刚出版的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用辩证唯物论指导体育运动,被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
浙江选派的画家中,姚耕云和刘济荣同岁,他1955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又被送到上海进修,师从国画大师陆俨少,学得笔墨和章法绝技,成为“陆家画派”传承人,擅长山水。
25岁的杜英信,少年天才,其毕业作品《水乡春意》曾参加各地巡展,因成绩优异,被校长潘天寿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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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