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邵循正的抗战胜利“预言” | 文化抗战寻踪

在法国留学时的邵循正，拍摄于1934年。

一、由一则抗战胜利“预言”说起

1942年4月17日，昆明，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历史系教授郑天挺与文学院院长潘家洵谈及抗战时局，预言“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潘谓不信，二人遂打赌。郑书一字条，请潘见证，文曰：“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并慷慨表示，“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两天后（4月19日），美军空袭东京的新闻传来，郑天挺记下与历史系同事兼好友邵循正的一番对话：

邵心恒来相庆轰炸东京。心恒云：“如此则君昨日之预言或可验矣。”昨以余前日与介泉所谈告之心恒，心恒颇疑之，以为最少尚须三年始见胜利也。（《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七七事变”发生以来，举国上下几乎众口一词，要以持久战打败日本的速战速决，但是，“究竟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到底要持续多久，其实是一个悬而未决、言人人殊、并未形成共识的大问题”。（桑兵：《抗日战争持久战要多久：社会各界的呼吁与期盼》）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给处于抗战艰难时期的中国军民带来希望，许多人相信1943年能够战胜日本，取得最后胜利。

相较之下，邵循正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似更稳健。他在1942年未轻率附和郑天挺的“预言”，而保守估计“最少尚须三年始见胜利”，事实也确如其预料，抗战在三年后的1945年夏胜利结束。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

邵循正给今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单纯、宁静的学者，少有出位的政治言论。有人说他“在政治态度上，观点敏锐，但严谨慎重，生活中沉默寡言”，“一生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很少议论”。不过，这可能是邵循正晚年给人留下的印象，邵氏早年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译作及书评文章，则“痛快、直截而带锋芒，甚且有些恃才逞气”，背后不仅有政治学、历史学的双重学术训练，也有一份对学问世情的敏锐洞察和批判意识。

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邵循正对待政治亦有类似胡适那种“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值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之际，更多情感驱动而不能己于言者，凭着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和训练，他的政治观察和时局预言固不敢言发必中，却处处合乎基本理性。据西南联大学生方龄贵回忆：

大概在1944年，邵师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星期论文”，题目是《论觇国》。大意说“觇国”并不是搞什么“第五纵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形势作客观的考察。因从国际局势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民心向背等方面进行分析立论，认为日本已出现了必败的前兆。这是我所见到的邵师在昆明所写的唯一一篇政论文章。（《忆邵循正先生》）

据笔者查核，此文实际题为《觇国和它的基本标准》，发表在1944年7月9日的昆明版《中央日报》，而且，邵循正在抗战时期公开发表的政论文章，也远不只此一篇。就在两天前（7月7日），昆明各高校联合举办“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与会者二千人，是为“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当时现场记者注意到，“第一个到会的教授，却是从来不出席公共集会的邵循正先生”，邵在会上发表讲话，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