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金鱼缸之下。
责任编辑：马莉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金鱼缸之下。
但是，现代媒体伦理要求媒体从业者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哪怕是对批评对象，也要抱有同情之心。中国媒体尚无此基本的伦理规约常识
在评价李辉“揭批”文怀沙事件时，易中天先生认为，李辉先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我认为易先生把公共空间与隐私道德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美国众媒体揭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没有人认为这是“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相反，世界舆论几乎都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媒体在维护与家庭伦理有关的道德，在监督总统应有的诚实道德。
媒体之所以可以对克林顿的隐私道德进行“道德飙车”，即是因为克林顿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公众政治人物。出于现代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之责，即使是其隐私道德，也只能置于公共空间这只金鱼缸之下。
所以说，在法治昌明的现代国家，公众政治人物是最没有隐私的。
在现代社会，比政治人物略多一些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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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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