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好人没好报，为何还要做好人？音乐剧《大状王》的追问

《大状王》剧照。（受访者供图）

当善恶的因果链断裂，当好人的善行换不来现世回报，我们是否还能坚守内心的善良？音乐剧《大状王》以一场跨越阴阳的救赎之旅，将这个亘古的道德困境赤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当状师方唐镜决意弃恶从善时，等待他的不是救赎，而是更大的牺牲。在最后一桩案件中，他必须用生命换取正义的实现。编剧张飞帆透过这个发生在清代公堂上的故事，向每个观众发出灵魂拷问：如果行善的终点是毁灭，我们为何还要选择善良？

戏中人在善恶边缘挣扎求索，他们的命运交织成一幅关于人性、因果、救赎的复杂图景。而在所有看似荒诞的命运转折背后，那只若隐若现的金蜻蜓始终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它或许是信念，是希望，是即使看不到回报也依然选择良善的勇气。

这部诞生于香港的作品，在引发道德思辨之外，其内地巡演也掀起了文化差异与市场规律的碰撞与磨合。团队由此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两地观众的差异，导演方俊杰发现，内地观众对音乐剧的热情更为炽热，“好ready去大哭大笑”，而香港观众则将观剧视为小众活动之一，态度更为冷静。

卡司文化是另一个显著差异。正如方俊杰所言，即便在香港场次，表演结束后留下来SD（Stage Door，指观众在演员通道口等待，与演员互动）的也大多不是本地观众。香港通常一个卡司演到底，观众对特定演员的执着不强；内地则因明星文化和SD文化的影响，观众对卡司有着明确偏好。

巡演前，《大状王》的宣传与实际卡司排期的落差曾引发热议。从首轮宣传主打“原班人马”，到后续场次新增非原班演员且未在开票前告知，这一调整让部分观众感到失望与不满。当香港经验对接内地市场，《大状王》的巡演历程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样本。

面对这些现实挑战，创作团队展现出对艺术与市场关系的清醒认知。“音乐剧是更面向市场的艺术形式。”方俊杰的这句话，道出了他们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都市中的生存之道，既要坚守艺术理想，又要在市场的浪潮中找到平衡。

编剧张飞帆直言：“如果艺术没有市场的话，就没办法持续，一直靠政府的补贴是没用的。”他以韩国音乐剧的发展为例，短短二十年间，韩国成为亚洲的百老汇，关键在于形成了健康的市场生态。“现在内地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在张飞帆看来，SD文化的兴盛，“代表市场的成功”。

《大状王》之后，找张飞帆写音乐剧的内地公司明显增多，但他保持着清醒的创作态度：“最重要是要想清楚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他反对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不可以说我请你，你给我写一个跟《大状王》一样的，就是今年开始写明年演的，我们开50场，这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