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派律师如何迎接死亡丨记者手记

“厅官辩护人”贺小电（相关报道详见《“厅官辩护人”的七封信》）讲过一个让他遗憾的故事。2003年从湖南省高院辞职前，他经手了一个某地县长的涉黑案。

据说，这位县长和一位黑社会老大交往密切，在一次扫黑行动中，县长被调查，发现他和老大有三四万元的交易——事后县长把钱捐出去了。一审判了实刑。

二审时，在省高院业务指导组任职的贺小电认为，可以改判缓刑。变数出现了。

某地把县长的落马写成文章，并称他为黑恶势力保护伞，这篇文章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贺小电回忆称，他当时找到撰写文章的部门核实，发现他们的素材来自二手信源。

为了避免麻烦，他选择维持一审判决。

故事没有结束。若干年后，县长出狱，开始了申诉之路。贺小电后来得知，省高院受理了申诉。

某天夜里，县长坐车到长沙，出车祸身亡。案件再次封存。

这是贺小电在第二封信里提到的故事。在与他长达近一年通信过程中，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个充满了遗憾的故事写到文章里，哪怕当时的贺小电，已无法吞咽，全身只有手指能活动，但遗憾也不应当是他人生的注脚。

他认为，自己还有时间。在第五封信里，他记录了落马官员落魄时刻和匪夷所思的“自救”手段，还谈到在服务四十多名厅级官员及其特定关系人后，他对“特权”的理解。我鼓励贺小电，翻译完辛普森案的著作后，应当写一本自传。过了很久，贺小电用手指敲下了他的计划，翻译完辛普森就写，他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外，再挣扎个6-8年应该没问题。

2024年11月1日，长沙，贺小电对着他的辛普森案著作翻译稿。（苏有鹏/图）

老派人的江湖

报道《“厅官辩护人”的七封信》发出后，我听到比较多的一种反馈是，太多晦暗不明的细节了。事实上，和贺小电接触的前半年，同样的晦暗一直萦绕着我。

2024年的夏天，我到长沙出差，因为一个后来落空的选题和媒体人谭君见面。她看上去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调查记者，留着干练的短发，说话很快，嘴里蹦出充满动词的短句。

聊天时，当她得知我常常把稿子写得超过1万字时，毫不掩饰惊讶：天呐，稿子为啥要写那么长。被她问的那一刻，我很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