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陷入“过剩”，如何走向“有度的生活”？

2001年9月20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2017年1月9日）在意大利摩德纳 图/视觉中国

他的思想与生活高度一致

“鲍曼的社会学是一种道德实践。”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在其编辑的《鲍曼读本》（The Bauman Reader）中指出，鲍曼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者，他的理论思考与人类的切实处境正面遭遇，在学术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罕见的桥梁。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出生于波兰。1939年，为躲避纳粹迫害，14岁的鲍曼与家人向东逃往苏联，开启了“流动的一生”。他先后流亡苏联、以色列，一度成为军人，投入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家园、身份、语言，作为犹太青年，他早早就学会在几小时之内失去一切。对苦难和屈辱现象的批判性反思，成为鲍曼一生思想的核心伦理。

在大屠杀之后的知识分子反思浪潮中，汉娜·阿伦特关切受害者如何成为“可牺牲的他者”，追问“为什么是犹太人？”；克劳斯·费舍尔等人聚焦暴行的历史文化传统，深究“为什么是德国？”；鲍曼则将大屠杀置于普遍的伦理机制中审视，诘问“为什么是现代？”

“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例外，而是其潜在逻辑的体现。”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正是现代的工具理性、官僚制度、分工体系和效率至上原则，共同制造了公众的道德盲视。

“液态现代性”（又译为“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延续批判社会学的血脉，揭示了后现代“流动性”对个体境况的挤压和异化：伦理责任的碎片化、亲密关系的脆弱易逝、消费主义对身份的裹挟……

鲍曼一生留下77部著作，为理解当代个体生存的核心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他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初版于1998年，书中对工作伦理和消费社会等的解读，与他的包括流动的现代性在内的许多观点一起，成为今天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

贝尔哈兹观察到，鲍曼的文本思想与他的日常生活实践高度一致：他批判消费主义、流动性和过剩，一直在利兹过着简约、稳定的生活；他珍视沉默的力量、恒久的关系，对妻子忠诚，热爱家务劳动，慷慨接待每一个具体的人。

彼得·贝尔哈兹与鲍曼有着长达30年的友谊。他是国际社会理论期刊Thesis Eleven的创刊编辑，曾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批判理论教授。贝尔哈兹常常与鲍曼一家同住，在早餐与晚餐之间的无尽闲聊中捕捉着鲍曼理论的肌理，他也是重要的鲍曼研究者，撰写了八部鲍曼研究著作，梳理出其繁杂思想的核心脉络。

1999年，贝尔哈兹带着一家人去利兹拜访鲍曼，并为约克郡的旅行征求意见。鲍曼喜气洋洋地走进房间，拿出来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他在信里写满了给贝尔哈兹一家的旅行建议，准备了丰盛到过剩的食物让他们带上。离开的时候，鲍曼让妻子还有贝尔哈兹一家四口都坐在厨房里。他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这样静静地坐在一起五分钟，然后静静地分开。这样，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贝尔哈兹被沉默的巨大力量震撼。这仪式来自犹太人还是波兰人的传统？抑或是突如其来的偶然？他已不想去追问一切的来由，只是带着潮湿的眼眶踏上了旅途。

这个刻意而为的沉默告别式，仿佛是鲍曼温和的抵抗，他终身批判“流动的世界”，因而主动创造出一个个永恒的稳固瞬间，作为自己对人类关系持久性的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