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净零联盟解散，自愿气候承诺的时代结束了吗？

2025年10月3日，高盛、花旗、汇丰等全球金融巨头相继退出曾被誉为“银行业气候行动灯塔”的联盟——净零银行联盟（NZBA），该联盟在成立四年后宣告解散。

看似一场松散的环保联盟失败，实际揭示了全球商业合作深层困境——当气候雄心撞上政治压力、短期利益与法律风险，即便是最具影响力的银行也难以独善其身。

2021年COP26气候大会上，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时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金融特使、加拿大现任总理马克·卡尼推动成立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净零银行联盟（NZBA）正是其旗下专注于银行业的核心组织，试图通过行业自律与协作，填补气候领域政策和监管的空白。

NZBA旨在引导资本从化石燃料领域撤出，转向可持续投资，它提出了明确承诺：参与银行将在 2050 年前实现贷款和投资组合的净零排放转型。对成员的要求则是：聚焦重点（高排放）行业的减排，设定2030年的中期目标，且每年公开披露目标推进情况。

相应地，联盟也为成员提供多维度支持，包括分享与展示银行去碳化路径、促进同业经验交流、提供数据资源与方法论支持、联合各利益相关方弥合转型缺口、联动各类倡议及利益相关方以降低行动碎片化程度等。

矛盾的存在：承诺的统一与行动的失效

2021年4月，NZBA正式启动，初始有43家创始机构，包括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等全球性大银行。成立半年内成员数增至80家。此后三年，其成员数稳步增长，2024年9月达到144家的峰值，成员覆盖国家也从23个增加至44个，行业与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

2022年，美国“反ESG”浪潮兴起，给企业气候行动施加了不小的政治压力。2024年12月，高盛集团率先宣布退出NZBA，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华尔街巨头在随后两周内纷纷跟进退出。2025年初，加拿大大型银行也集体撤离联盟。

为扭转局面，联盟于 2025年4月更新了净零目标设定指引：将原本严格对齐《巴黎协定》的1.5℃要求，放宽为 “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低于2℃”。但放宽目标并未阻止核心成员流失，2025年7、8月，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瑞银集团等欧洲大型银行也相继退出。

随着最具影响力的成员陆续离场，联盟的实际作用被大幅削弱。2025年9月，联盟宣布暂停运作；10月，成员正式投票将其降格为“框架倡议”，联盟就此宣告解散。

回顾NZBA短短四年的历程，可以发现其遗产充满矛盾：它成功地统一了银行业的气候话语体系，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资金的流向。

一方面，NZBA推动了全球银行业设立减排目标，提升了银行业的排放管理水平。它通过强制性的目标设定与年度披露机制，倒逼银行进行碳核算，显著提升了行业透明度。其编撰的《银行气候目标设定指南》（“Guidance for Climate Target Setting for Banks”）更成为业内首份对标《巴黎协定》的实操手册，为衡量与追踪融资排放提供了通用方法论。

截至2025年1月，联盟144家成员中的118家银行已完成净零目标披露，76家银行已经公布了净零转型计划。

但另一方面，这些努力并未能有效约束银行业高排放融资。联盟存续期间，全球银行的化石燃料融资总额不降反升，关键成员在传统能源领域的投资持续加码。事实证明，NZBA塑造的行业共识，未能穿透短期财务回报的坚实壁垒。

全球银行2024年提供了价值约6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贷款和债券交易，超过三分之二的银行在2023年至2024年间增加了化石燃料融资，其中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化石燃料融资额均比2023年增加逾120亿美元。

随着联盟解散，银行业失去了制定并迭代统一净零目标的关键协作平台，其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一是银行在制定气候承诺时易陷入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局面。各银行将越来越倾向于依据本国监管要求独立采用各自标准，因缺乏统一协调框架，全球银行业在气候目标、核算方法与披露标准上的一致性将难以维持，最终可能使全球范围内银行机构的跨境对标难度显著增加。

二是对银行业的统一监督力量消散，同业压力与公众审视随之弱化。尽管NZBA本身的结构较为松散，但作为统一且受关注的全球性平台，成员银行间存在同业压力的隐性约束，以及置于公众视野下的声誉压力。而联盟解散之后，这种约束随之弱化，银行业在气候议题上的投入动力很可能下降，甚至有停滞乃至倒退的风险。

核心的困境：当“软约束”撞上“硬现实”

NZBA的解散，并非一次孤立的失败，而是揭示出了全球可持续合作的深层困境。其失败源于三重压力的叠加：政治风暴的正面冲击、经济利益的关键驱动，以及联盟自身结构性缺陷的核心硬伤。

首先，美国“反ESG”运动的政治与法律压力，成为瓦解联盟的直接导火索。2024年11月，共和党主政的各州发起协同行动，指控参与气候联盟的金融机构“串通”打压化石燃料行业。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集团（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被得克萨斯州及其他10个由共和党执政的州联合起诉，指控这三大资产管理公司借气候行动之名，违反反垄断法，导致煤炭产量下降、能源价格上升。

受到调查后，这些银行面临在该州范围开展业务的风险，尤其可能失去政府合同，而加拿大皇家银行（RBC Capital Markets）和富国银行这两家金融机构已被取消了市政债券承销业务。

其次，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可调和的短期经济利益。化石燃料行业相关的投融资仍是一项利润可观的业务：与成熟的化石燃料客户（通常是大型、老牌企业）合作具有更高的可预测性和信贷稳定性，对银行来说风险更低。要求银行在自愿前提下，主动削减这项高收益业务，不仅缺乏商业激励，更与其对股东承担的“受托责任”相悖。当气候承诺与季度财报直接冲突时，前者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选项。

然而，核心硬伤在于NZBA与生俱来的结构性弱点：其运作完全依赖成员的自觉承诺与主动行动，它既无强有力的执行体系，也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联盟治理文件也明确，无意在成员银行间建立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伙或合营关系。

这意味着，联盟对成员形成的约束仅停留在同业压力与声誉压力层面，在风平浪静时或可维持，一旦遭遇真正的政治或经济风浪，成员极易抽身离去，致使联盟顷刻瓦解。

联盟的启示：从宏大承诺到务实路径

在联合国拟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第17个是“促进目标的合作关系”（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这一目标并不聚焦于具体成果，而是指出了实现这些成果的关键路径——合作。唯有协同行动，才能带来系统性的改变，破解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难题。

NZBA的兴衰，为所有希望通过行业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

首先，同业合作必须以防范潜在法律风险为底线。 同业合作极易触及反垄断的红线，早在2011年，联合利华（Unilever）与宝洁（P&G）就曾因试图共同推动市场向低环境影响洗衣液转型，被裁定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净零银行联盟成员也因遭到美国共和党州联合提起反垄断诉讼，陷入巨大压力，不少成员选择退出。未来的倡议必须前置法律风险管理，邀请相关顾问及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全程参与，确保所有协作在合规的框架内进行，并保留完整记录以应对潜在审查。

其次，合作的核心定位应从“集体宣誓”转向“技术赋能”。 同行业可持续发展联盟可能更适合被定位为技术型平台，其核心作用应是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与实操指南，而非对外进行集体宣誓或作出高调目标承诺。

NZBA的宏大目标使其成为政治靶心。相比之下，像碳核算金融伙伴关系（PCAF） 这样专注于制定统一方法论和核算标准的技术平台，展现了更强的生命力。通过为成员提供实用的工具而非捆绑其作出高调承诺，此类组织以其中立、务实的姿态，成功规避了政治争议，实现了更广泛、更持久的行业影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更为关键的趋势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要求将逐步取代自愿联盟，成为驱动可持续领域系统性变革的主要力量。NZBA的案例充分证明，单靠企业的自觉性无法实现系统性的变革。银行能否继续坚持其原先设定的目标，如今已不再取决于联盟，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法律、市场和政治意愿的相互作用。

全球性联盟已被证明脆弱多变且成效有限，同业合作可优先选择范围更小且处于相近政治和监管机制下的区域内开展。这样的合作模式制度环境更具确定性，在有效规避风险之时，还能够根据具体问题灵活应对，协作效率更高。

最后，企业的行动策略需要更加务实。与其采取激进的口号，不如深耕更具建设性的行动。对于银行而言，在制定气候策略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财务可行性，以及融资对象核心行业转型的客观难度。相较于直接从高碳行业撤资的做法，银行可聚焦“转型金融”，为高碳客户提供减碳所需的金融支持，助力其实现低碳转型。

NZBA的解散证明，仅靠自愿的道德承诺无法驱动系统性变革。未来，可持续金融的真正引擎，将是强制的监管、务实的技术方案与精细化的风险管理。企业的角色，也从高调的“宣誓者”，转变为在复杂现实中寻找可行路径的“务实派”。这条道路或许不够光鲜，但却是通向实质性改变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枢纽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学域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枢纽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学域副教授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