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揣着万封受害者来信奔走半生

2020年，童增在给日本首相的抗议信上签名，要求日本就南京大屠杀谢罪（受访者提供/图）

给二十多年前寄来的信件写一封回信，为什么？

这样的回信，志愿者孟惠忠和她的同伴们写了七封。他们来自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多年来致力于帮助中国老百姓对日索赔，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2016年6月1日，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与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以下简称“三菱材料”）在北京达成正式和解。在和解协议书中，三菱材料明确使用“谢罪”一词承认历史责任，承认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三菱材料将以基金的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人民币，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已故的原劳工则向有继承权的遗属支付。这是日本企业战后补偿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本企业首次主动向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中国受害者提出道歉，并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偿，被视作中国民间维护历史正义的标志性索赔案例。

索赔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部分“二战”中在三菱矿业（三菱材料前身）及其下属企业被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幸存者，曾写给童增七封信，反映他们的遭遇。此后，童增开始了漫长的奔走。

2016年，七封告知“和解”消息的回信寄出后，其中三封信终因地址不详被退回。有两封信的主人给童增回复表示：“写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童增秉持这个信念，先后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近30件，其中包括战争受害、劳工受害等。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她与童增一南一北，都知道彼此在做的事情，自己所做的更“专”，童增所做的更“广”——这种广泛性同时是一种难处，诸事繁杂、受害者众。她深感童增的不易，“童增对民间索赔意识的指导是有积极作用的，已经成为象征性的人物，中国社会有一批人通过他来做民间索赔的事情。”

2025年10月23日，童增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童增办公室的画，“马上改变”（受访者提供/图）

他们的苦难没有被遗忘

信件在桌上越堆越高，有的纸张已经斑驳，信封上的发信地址遍及全国各地。这是孟惠忠对童增的办公场景的回忆。她与童增共事近20年，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担任会长助理，但她更多以“志愿者”的身份自居。

童增的办公室门后挂着一幅画：一匹马立于白纸中，马背上用白色透明胶带粘着“改变”两个大字，寓意“马上改变”。孟惠忠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童增曾指着这幅画说：“这四个字让我有紧迫感。”她记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一位九旬的被掳劳工幸存者来电，童增握着听筒倾听，挂断后红着眼圈说：“他们等不起了，我们必须更快。”

1991至1992年间，童增收到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