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AIC重金押注广东，出手撒钱尚在蓄力

试点扩围一周年之际，五大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简称“AIC”，下同)股权投资试点基金和直投项目加速落地。

2025年9月29日，位于广州黄埔的广东辛孚科技完成总额300万元的A+轮股权融资。该轮融资由五大AIC之一的交银资本旗下交融广金归谷（广州）创业投资基金领投，支持这家在电子特气等行业的工业软件领域领军科创企业进一步突破“卡脖子”技术，助力能源安全。这是自2024年9月24日AIC试点扩围一年来，交银资本以创业投资试点基金为主体投资落地广东的首个科技企业股权投资项目。

事实上，五大AIC已全部在广东实现试点政策下直投项目零的突破。不仅如此，截至2025年9月末，五大AIC在广东直接设立的股权投资试点基金合伙企业已达14只，数量之多居全国各省之最。

五大AIC为何“不约而同”重金押注广东？他们给广东的科技创新注入金融活水之际还输入哪些新气象？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对五大AIC在广东投资情况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独家深调研。调研发现，作为“9·24新政”中的焦点和亮点，AIC试点扩围恰是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的“题眼”。在科技创新全国一盘棋之下，AIC业务范围从债转股扩展至服务科技企业股权融资，是顶层设计，更是金融领域央地协同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实践。但落地的直投案例仍显精贵，各方制度设计及磨合仍需提速。

试点范围急扩，参与主体陡增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下，商业银行涉足股权投资被视为红线。顶层设计从试点破局。2017年7月至12月，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先后获批成立专事市场化债转股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分别简称为建信投资、农银投资、工银投资、中银资产和交银投资，被业内称为“五大AIC”。截至2025年9月末，五大AIC注册资本合计达1035亿元。

按照监管要求，成立之初，五大AIC将市场化“债转股”作为主责主业。但随着“债转股”平稳开展和形势变化，监管层对AIC的角色定位悄然生变。2020年，五大AIC获批“非债转股”业务牌照，被允许通过附属机构在上海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2021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提出 “鼓励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业务范围内，在上海依法依规试点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科技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进一步明确了AIC在上海的股权投资试点工作。

上海率先试点4年后，监管层决意扩围提速。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先于8月末启动AIC股权投资在北京试点；未及1个月，9月24日，金融监管总局再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包括北京、广州及深圳在内的18个大中型城市。

半年之后的2025年3月，金融监管总局进一步将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大至上述试点城市所在省份，形成目前“4+10”的扩大化试点格局，包括上海、北京、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和福建10个省份。

试点地区不断扩围的同时，市场主体也即将迎来新面孔。2025年以来，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先后获批筹建AIC子公司，邮储银行和民生银行等大中型银行亦通过公告、股东大会等渠道披露了申请AIC牌照的意向。可以预见，AIC新军即将批量加入编队。

撬动资本杠杆奇高  在粤基金量和募资额居首

试点直投科技企业5年来，五大AIC公司总体成绩单如何？AIC为何被各方寄予厚望？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基于天眼查公开信息统计发现，截至2025年9月24日，五大AIC对外直接投资各类企业870家（包括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其中各类合伙企业277家，总认缴出资额3090亿元，由此带动合伙企业募资总规模7046亿元，资金杠杆率约2.3倍。这些募资通过直接投资或参与其他各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等方式，间接投资了超2.45万家次的各类企业，其中各类合伙企业1530家，资金杠杆持续放大。

以广东为例，五大AIC在广东直接投资各类企业77家（包括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其中各类合伙企业（主要是市场化债转股基金和股权直投试点基金）30家，认缴出资额367.44亿元，占全国的12%。通过省内和省外的各类合伙企业，五大AIC在广东间接投资各类企业2034家次，其中各类合伙企业352家次，分别占全国的8.3%和23%。

按持股比例对应的资本金计算，五大AIC在广东间接投资的所有合伙企业合计出资30.58亿元，不足全部认缴出资额的1/10。换言之，五大AIC仅用相当于1%注册资本金的自有资金，便在广东撬动各类资本投资了占全国8.3%的各类企业和23%的各类合伙企业。

作为市场化“债转股”催生的特殊功能金融机构，AIC较高的资金杠杆带动作用或是其获批试点直投科技企业股权的重要考量因素。

急速扩围试点一年来，五大AIC在试点省市的落地进展如何？

各试点省市曾掀起与AIC争相签约的热潮，相关报道铺天盖地。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基于公开信息统计，自“9·24新政”试点扩围至2025年9月30日，五大AIC公司发起设立（或参与设立）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共达126家，占在营各类合伙企业（含股权投资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总数的44%，其中绝大多数是基于试点扩围政策在包括广东省在内的14个省市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横向比较分析，五大AIC落地广东的试点基金达14只，募资总额近270亿元，数量与募资规模均居各试点省市之首。调研获悉，五大AIC均有计划继续在粤注册设立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目前已储备共约10只基金，有望于2025年四季度至2026年上半年陆续落地。

试点基金的注册名称往往代表了其主要投资方向。以广东为例，14只试点基金中，4只为“创业投资基金”，更加聚焦于投早、投小；3只为“产业投资基金”，更加聚焦某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或科技赛道；其余均为“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方向上更具灵活性。

央地紧密协同  严禁“明股实债”

被寄予厚望的AIC如何在全国展业直投？

调研发现，自“债转股”时代以来，五大AIC均与其母行保持紧密协同联动。随着股权投资试点扩围，AIC与地方政府、金融国企和母行省级分行等利益相关方的联动愈加频密，协同广度与深度更加拓延。

在全国18个试点省市中，广东为何能获得五大AIC青睐？试点扩围政策一经发布，获批试点资格的广州、深圳两地政府部门积极行动，主动与五大AIC对接，争取试点尽快落地。仅过一周，广州首个AIC试点股权投资基金即达成战略签约，合作规模达100亿元。10月，广州举办了五大AIC、五大国有银行驻穗机构与12家省、市、区属投资机构的意向合作签约仪式。截至2025年9月末，深圳、广州已分别落地6只股权投资试点基金，募集资金总规模分别为151.6亿元和76亿元，在大中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

地方政府不仅积极搭台，还将地方国资旗下投资公司积极引荐给AIC，寄望双方各展所长组建合伙企业，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以广州为例，5只已落地股权投资试点基金背后的合伙人，来自广东省能源集团、广州产投、广州城投、广州金控3家广州市属投资机构与黄埔、增城和花都3个区属国资投资平台。

从各方出资比例观察，监管明确要求AIC投资单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金额占比不高于30%，因此目前绝大多数试点基金至少有4个合伙人，即AIC与合作机构作为主要出资人，双方旗下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该项政策安排既可实现利用AIC撬动社会资本，拓宽科技企业股权融资渠道的目标，又能实现各方风险共担；在投资项目通过上市或并购实现退出时，各合作方能实现利益共享。

对于持续发酵的“明股实债”问题，AIC显然是一股清流。“有别于市场上其他各类股权投资机构，AIC对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商业价值并非其唯一出发点，还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战略意图，体现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某AIC公司有关人士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时坦言，“AIC严禁‘明股实债’，通过扎实调研发现真正有潜力的科技企业，用专业投资赋能科技企业加快成长。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重塑股权投资领域的市场规则和文化。”

母子联动，直投项目“零突破”

AIC与其母行在试点地区分支机构的联系更加频密。

在接受调研时，广东多家国有大行投行部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协助AIC公司“看项目”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既要为AIC筛选和推荐潜在投资企业，共同商讨或评估投资价值，也要协助甚至一起去企业做尽职调查。多家国有大行投行部负责人确认，虽然最终投资与否由AIC自主决策，但他们的意见会被AIC充分考虑。

部分国有大行还专门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提升基层分支机构主动推荐潜在优质科创企业的积极性。如交银投资研发的“新苗系统”，即面向交行各地市基层网点的股权投资企业推荐系统。该系统紧密链接银行端与投资端，充分发挥母行网点多、客户经理多、客户广泛的特点，鼓励基层客户经理积极发现和上报有潜力的初创期科技企业。如被推荐的企业成功纳入项目储备库，银行基层客户经理将获得相应的考核奖励。

各方正向联动之下，成效已显。2025年，五大AIC在广东均已实现非债转股的科技企业股权直投项目零的突破。

除上述交银投资辛孚科技成功投资案例外，农银投资于3月协同广州金控完成对广州德恒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千万元级投资，实现农银AIC试点基金在广州直投项目零的突破。

6月，工银投资联合广州产投、科学城集团共同发起设立广州产投工融科城创业投资基金，完成对广州新锐光掩模科技有限公司的B轮增资。与此同时，工行广州分行还联动工银投资旗下多只市场化债转股基金共同参与，其中工银投资出资额占企业B轮融资总额半壁江山。工银投资亦和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组建开投工融产业投资基金，已完成对导远科技和极飞科技的投资；与广东省能源集团、深投控集团、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组建纯股权投资基金，已完成多个项目投资。可以说，工银投资的投资力度和效率为AIC公司之最。

中银资产目前在深圳已注册成立2只AIC试点基金，其中由光明科发集团、光明区引导基金与中银资产共同发起设立的深圳光明中瀛扶摇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册资金规模10亿元。9月30日，该基金完成对震有科技旗下核心研发子公司震有软件的投决并签署相关投资协议，投资金额5000万元。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还获悉，10月24日，建信投资与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珠海建源华金股权投资基金，成功完成首笔科技企业股权投资。该基金总规模20亿元，是建行在大湾区设立的最大规模AIC试点基金。为推动AIC试点业务，建行集团明确将建信投资定位为“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股权投资国家队，以耐心资本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调动全行力量，并探索构建了全方位支持保障体系。

与试点基金接踵落地相比，试点基金直投案例仍显精贵。试点扩围一年，为何项目投资落地速度较慢？某国有大行广东省分行投行部负责人接受调研时表示，试点基金投资落地项目偏少、偏慢，一方面是银行与AIC前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团队组建、新业务流程梳理、试点基金创设、被投企业储备等基础工作上，整体仍处于探索开拓期；另一方面，以试点基金为主体进行投资，需要所有合伙人的意见一致，因此在投资决策时并非AIC一家说了算。

为何尚未遍地开花？

试点扩围已进入第二年，AIC试点基金如何加快实现直投项目落地，甚至批量落地？

调研发现，五大AIC均长期看好广东作为科创高地所蕴藏的大量优质科技企业投资机会。但在具体实践中，各家AIC面临的局面和表现的投资风格迥异，较有典型性。

工银投资是目前五大AIC中规模最大、试点基金数量最多、试点基金投资落地项目最多的一家，其在广东的市占率均超其他4家AIC之和。对工银AIC而言，正迎来项目落地的黄金期。据了解，工银投资与合作方均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具有商业价值作为投资决策的最重要考量，投资目标较为一致，因此从试点基金落地到项目落地均比较快。“前期储备的都是精挑细选后的优质项目，各方面的投资条件都较好。”工银行投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处于市场红利期，AIC拿到手的都是各家争抢的好项目，早投资早出成绩。”

“上海试点期间已经形成了AIC进行纯股权投资的相关经验做法，现在主要是怎么把经验复制推广出去。”接近交银投资的相关人士表示，“通过‘新苗系统’以及各试点省分行推荐等渠道储备了一批科技企业投资项目，但实践中目前真正能够实现落地转化的仅有1%-2%。其中，合作方的多元利益诉求难以取得一致是重要原因。”该人士解释，“比如有些区县级地方政府在洽谈合作意向时都明确提出返投要求，即AIC试点基金对当地的投资规模要大于当地对该基金的实际出资额。这有点类似于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

对于如何加快股权投资试点业务推进，建信投资也在积极探索创新。建信投资广东业务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调研中介绍，建信投资高度重视广东区域，在今年年初协同当地分行成立了广东区域联合工作专班，聚焦广东区域优势产业集群，深度融入当地投融资生态，推进商投行一体化。

与此同时，建信投资在工作专班探索的基础上纵深开展内部组织机构改革优化，正式设立大湾区区域团组。大湾区团队以广东省（含深圳市）为支点辐射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当地分行派专人协同建信投资区域团队开展基金募资、项目营销和投后管理等工作。

如何考量项目？ 建信投资广东业务有关负责人接受调研时则表示，“我们是耐心资本，不追求短期收益回报。希望在长期中主动赋能企业培育价值、实现价值。”基于耐心资本的角色定位，在投资资金属性上，AIC与地方政府投资机构高度契合，易牵手成功。至于合作中双方利益目标不一致的情况，该人士坦言确有存在，但“双方都会以包容的态度深化共识、求同存异，围绕科技创新核心目标尽可能达成一致”。

用制度锁定投资决策核心逻辑

调研发现，自2021年直投科技金融“上海试点”迄今，AIC已成为科技企业直接融资领域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备受地方政府、市场化股权投资机构和广大科技企业青睐。

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需要以股权为引领、“股贷债保租”协同的全产品、全周期综合金融服务。如何把AIC作为引导资金、杠杆资金的功能发挥得更充分？如何加快AIC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落地？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基于对AIC在广东落地试点基金和投资项目的深调研认为，作为顶层设计的产物，AIC应时代需要而生，角色随时代变化而变，未来也必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当下，应将国有大行股权投资功能摆在更重要的战略位置，特别是突出AIC在科创投资领域的战略定位，充分释放国有大行集团服务支持科技创新的潜力。具体而言，可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

一是坚持试点基金应专注于服务科技创新。坚持以科技企业的商业价值作为最主要的投资决策标准，鼓励发起设立更多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定科技赛道、初创型科技企业等特色鲜明的试点基金。在寻找洽谈试点基金合伙人时，更加突出基金的宗旨和任务，用制度锁定投资决策核心逻辑。

二是坚定依靠母行深耕地方优势，争取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支持。地方政府在政策、资源方面的支持对AIC加快投资项目落地不可或缺。应充分利用母行在各地分行的优势，通过建立良好沟通机制和协同机制、投资方向契合地方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地方项目建设、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等多重措施，以“商投行一体化”或“股贷债保租”全集团服务满足地方在经济、产业、就业等方面的多元需求，为科技金融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三是坚决防范盲目投资、跑马圈地等投资倾向，严把项目审核关。随着五大AIC试点基金设立快速增加，决策流程日趋成熟，项目落地更加顺畅，可以预见未来AIC投资科技企业落地的速度将明显加快，数量明显增多，AIC之间的竞争也将加剧。在此背景下，要防止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市场份额和短期业绩，在项目筛选、审核、投资决策等环节放松要求的行为，通过制度约束、流程管控、监督问责、文化引导等举措，让AIC及其试点基金“不愿松、不能松、不敢松、不想松”。

四是警惕“重投募，轻管退”的工作倾向。科技金融尤其“投早投小”风险大，“投十上三退一”（即投资10家企业，可能只有3家上市，而投资机构能够顺利退出的可能只有1家）是行业常态。虽然AIC是耐心资本，但多元化的退出渠道应提前设计和规划。建议进一步丰富完善股权投资企业退出通道的建设，加快创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二手交易市场，培育专业从事私募基金份额交易和底层资产收购的机构，满足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的退出变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