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从突围到寻路，“中国经济”转向“中国人经济”

周其仁。农健｜制图

八年前，《突围集》出版时，周其仁将中国经济比作被夹在“三明治”中，上有掌握原创技术的发达国家，下有低成本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进退两难，正面临“突围”的考验。

而在新书《寻路集：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中，这位北京大学博雅资深教授，已将目光从“突围”转向“寻路”，中国企业从被围困中求生，开始在复杂世界里重新摸索方向。

周其仁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擅长实地调查的经济学者之一。1980年代，他师从杜润生，参与农村改革研究，长期关注产权、制度与企业活力。他的研究始终从真实世界出发，从乡村地权到城市土地，从制度演化到企业组织，关心市场的生长逻辑，也关心个体的行动选择。

过去几年，他与企业家们一起调研，探访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独特企业，观察寻路成功的样本企业有何借鉴之处，探讨全球变局是否有其不变的底层逻辑。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与周其仁的对话。

从“突围”到“寻路”

南方周末：2017年你出版了《突围集》，今年的新书叫《寻路集》。从“突围”到“寻路”，你的观察和思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周其仁：“突围”是2017年的认识。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事实上，从2012年达到顶峰后，增速就逐步放缓，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变化。

当时的判断是，这与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民营企业等实体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有关。

早期我们长期封闭，要素价格很低，包括人工、土地、费用，唯一高的是制度成本。改革开放把制度成本降下来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得以全面发挥。而发达国家收入高、物价高、购买力旺，这个市场向中国开放，有利于中国产品大量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是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投资大量转移到中国，原发性创新，也就是引领全球消费潮流的能力，仍掌握在他们手里。与此同时，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开放，成本更低。全球竞争格局像一个“三明治”，中国夹在中间，“突围”就是这么来的。

从经济视角看，当时“突围”的方向主要有两条：一是要追求独到性，也就是创新；二是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保持较低的制度成本，让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更有优势。

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跟着问题走，去经济较活跃的地方，比如两个三角洲（长三角、珠三角）的一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