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约谈，软硬之间

2018年8月1日，生态环境部约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5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这是一次涉及面广、人多的约谈。

2025年10月17日，交通运输部安委会通过视频集中约谈10个市级、76个县级交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原因是在国庆中秋假期重大危险源提级管控中，他们“工作开展不力”。

不止于此，这些市、县所在的16个省份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人还被要求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公开信息中，这是《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修订后，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开展的首次集中约谈——2025年7月31日，修订后的交通运输部约谈办法正式施行。

包括交通运输部在内，国务院26个组成部门中，至少有一半开展过行政约谈。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近两百部（件）跟约谈相关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作为一种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督促、提醒手段，行政约谈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行政约谈的常见主体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和国家部委，但约谈方法、约谈之后的处理等细节问题，目前尚无统一规定。

“不能找人代替”

2023年9月的一天，3天内发生了两起伤亡事故后，吉林市政府收到了吉林省安委会下发的约谈通知。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参加那次约谈的人员为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分管领导、吉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及督办人员，被约谈人员为两起事故发生地的吉林市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通知要求，吉林市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人也要参会。

约谈时间定在下发通知的次日早晨，被约谈人员需要汇报近期发生两起事故的原因、主要教训和整改措施，发言时间被限制在10分钟内。

通知还要求，被约谈人员不能找人代替，如因故不能参会，将另定时间约谈。

类似来自安全生产领域的约谈，近年来较为常见。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25年内，已有广东省、天津市、江西省吉安市、安徽省亳州市、山西省运城市、山西省临汾市、江西省萍乡市、广西南宁市等多地开展过省、市级安全生产约谈。

实践中，被约谈的人员不只来自安全生产领域。

李明（化名）曾担任中部某县副县长，在他的印象里，在脱贫攻坚阶段，他任职的县曾多次被上级扶贫办约谈。“比如脱贫攻坚要求的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等，任何一个出问题都要被约谈。”他回忆，“每次都是县长亲自去，还要带一个分管副县长。”

在某省应急管理厅工作的张伟（化名）看来，作为一种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机制，约谈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流程，“不一定非得是褒义或者贬义”，具体还得看约谈的原因。

张伟所在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