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糖报警到酮症入院，她只用了半年

 图/视觉中国

当被告知需要住院时，程悦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

她很年轻，刚过40岁，孩子才上幼儿园。几天前，因为血糖飙升和酮症被送进了急诊。“我可能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了沙子里，以为不去想，这件事就过去了。”躺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上海十院”）内分泌代谢科的病床上，程悦苦笑着回忆。

身体的“警报”其实在半年前就已拉响。公司体检中，她的空腹血糖超过了7mmol/L，已经大于6.1mmol/L的正常值上限。“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在她的认知里，糖尿病是“六七十岁才得的老年病”，即便已经确诊2型糖尿病，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也没有明显不适，于是选择了“主动忽略”。

程悦的经历并非个案，这种“鸵鸟心态”在糖尿病患者中并不少见。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发布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以下简称《中国防治指南》）显示，2018至2019年，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1.9%，其中2型糖尿病占90%以上。

“20年前，我们见到的患者是五六十岁；10年前，三四十岁的患者开始增多；到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体检中发现血糖高达十几的情况，也明显攀升。”陈海冰观察到，糖尿病年轻化趋势明显。她是上海十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在临床一线工作多年。

然而，与年轻化以及高发病率相对的，是令人担忧的低控制率。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但《中国防治指南》显示，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治疗率32.9%，仍处于低水平。

程悦住院后，心情一度比较沮丧，陈海冰和团队为她启用了胰岛素进行强化治疗。在口服药不断迭代，乃至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这类“网红”新药层出不穷的今天，胰岛素，这个已诞生百年的“古老”药物，它的角色是否正在改变？对于众多中国患者而言，它又将何去何从？

无惧胰岛素“依赖”

沈先生今年即将70岁。在2014年，他也经历了与程悦类似的“急性暴发”。

那年他60岁，刚退休，和大学同学去甘肃、新疆旅游，途中突然出现“三多一少”（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轻）的典型症状。他拼命地喝水，喝到嘴巴发苦，甚至到后来开始喝饮料。回家后，在社区医院一查，空腹血糖17.7mmol/L。

他被紧急送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测得餐后血糖超过27mmol/L，不仅“差一点爆表”，还伴有酮体。在急诊室，他吊了大概50个小时的胰岛素，才把酮症降下来。

“当时还没来得及害怕。”沈先生回忆。出院时，医生为他开出使用胰岛素的处方，他咨询了一位相熟的社区医生，对方告诉他，一般来说胰岛素要终身使用，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停掉。

“三分之一”的说法和“终身”二字，让沈先生对胰岛素产生了恐惧——“当时觉得，这就像打毒品一样会成瘾。”

在陈海冰看来，这代表了患者对胰岛素最普遍的两大顾虑：一是以为胰岛素打上就“停不下来”；二是觉得扎针痛、不方便，用胰岛素不好出门。

“所谓的‘依赖’，其实是疾病进展的必然结果，而非药物导致的成瘾。”陈海冰解释。实际上，2型糖尿病是一种进展性疾病，随着病程延长，胰岛β细胞功能会逐渐下降，当口服药不足以控制血糖时，胰岛素治疗只是对自身生理缺陷的科学弥补。

幸运的是，沈先生当时成为了“三分之一”的患者。在陈海冰的指导下，他使用胰岛素不到半年，就成功切换为口服药治疗。

在被确诊前，沈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甜食爱好者”，曾一口气吃掉5个香蕉，3支冰激凌。家人开玩笑说，他“把一辈子的糖都提前用完了”。确诊后，他变得自律，随身携带记录本，每天自测三次血糖。饮食上也彻底改变，严格控制自己——香蕉只吃三分之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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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还蛮抵触的。”控制饮食的日子，他觉得自己能量少了，体力也差，精气神也不好。他发现，糖尿病人的“嘴巴特别馋”，住院时就常见到病友偷偷吃东西，但他管住了自己。

这样的时光过了十年，但是，疾病的进展没有停止。2024年下半年，在口服药治疗了近10年后，沈先生的血糖再次出现波动，“控制不稳，一直往上反弹”。

怎么回事？他紧张了，立刻去找陈海冰医生。2025年初，在尝试调整口服药方案无效后，陈海冰评估了他的情况，建议重启胰岛素治疗。

“陈主任问我介意不介意用胰岛素？我说我不介意，只要能够治疗。”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对疾病的认知发生根本转变。“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后来一点点接受了现实，心态上面，坦然了很多。”

医疗技术的进步也让他的接受变得更容易。

沈先生回忆，十年前他第一次用胰岛素，必须餐前半小时注射，一旦错过时间，全天节奏打乱。“有时候聚餐，大家都在吃饭，我要偷偷摸摸跑到旁边打一针，真像‘吸毒’。”而现在他使用的长效基础胰岛素，每天仅需注射一次，作用时间更长，时间上也更有弹性——前后可浮动数小时。

年轻群体的“鸵鸟效应”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些年轻人患病。”对于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陈海冰很是惋惜，在门诊中她见到过许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忙，疏于管理，或者应酬多，没有办法去兼顾身体和工作，导致血糖控制差，很早就出现了蛋白尿和眼底、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等并发症。

而年轻患者往往更容易放松警惕，陷入迟疑和拖延之中。

程悦的经历，便是“等待代价”的缩影。从上半年体检发现血糖7点多，到她“主动忽略”，再到因酮症入院，仅仅大半年时间，她的餐后血糖就飙升至24mmol/L，并已出现眼部不适。

“我知道糖尿病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程悦说，“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肝、眼睛、脚等各方面都会影响。”

之所以有“鸵鸟效应”，是因为她一直觉得，这是富贵病、老年病，自己年轻不会得，而且“又感觉不出来”，不像癌症那样会“立马强迫自己去面对”。

直到家里人发现自己“看着好像有点瘦”，程悦才再次复查，这一查把她吓了一跳，“医生说我不能回家了，必须要住院，一定要把血糖先降下来”。

住院的前几天，程悦心情急躁，她也不得不把病情告诉家人。最初她不愿跟家里人说，怕父母年纪大了，操心。但当家人知道后，给予了她极大的支持，每天送来杂粮饭，帮她一起调整。家人的理解，让她的焦虑也有所缓解，她开始严格遵照医嘱，调整作息、吃医院的糖尿病餐、学习自己打胰岛素。

“有句话不是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之前一直想减肥但却没有行动，这次出院后一定要锻炼起来了。”对于程悦而言，这次住院反而成为了迈向健康生活方式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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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身边则有更令人痛心的故事。他的朋友，曾经单位里的领导，得了2型糖尿病后，尽管周边人都让他多注意，但他自己总是觉得“没关系”，后来退休后，过了没两年，眼睛看不见、路也走不动了。

“得了糖尿病，控制得好一点，带病过个三四十年不是问题，”沈先生回忆起当初住院时老病友向他说的话，“如果控制得不好，可能五六年就走掉了。”

而沈先生自己，因为十年来严格的自我管理和对医生的绝对信任，换来了高质量的退休生活。他辗转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第八人民医院，最终到现在的第十人民医院，始终跟随陈海冰医生，遵从她的医嘱。

直到现在，他每年都会做一次糖尿病并发症的专项体检。虽然他也有足部神经的病变，但通过遵医嘱服药，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

最初的保护

不同于沈先生和程悦的谨遵医嘱，在陈海冰的门诊中，常有患者“点菜”——他们从新闻或广告中得知GLP-1RA等新药，趋之若鹜。

“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他们说服教育，病情是否适合。”陈海冰认为，临床决策必须基于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而非追逐时髦。

实际上，使用GLP-1RA这类新药的前提是，患者自身的胰岛β细胞尚有功能，如果功能已经衰竭，胰岛素是唯一可替代的治疗手段。

“在中国的2型糖尿病患者当中，胰岛功能不好的占比可达50%。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存在胰岛素分泌缺陷。”陈海冰说。

程悦的经历便印证了这一点。她年纪轻轻就出现酮症，是胰岛功能在短期内急性受损、胰岛素分泌“断崖式”下跌的表现。

住院时，医生给程悦做了检查，“主要是看胰岛素的受损情况，确实是有受损，但现在是急性期，希望平稳了以后能有一定的恢复。”事实上，程悦在几年前生孩子时就有“妊娠期糖尿病”，这本身就是未来患2型糖尿病的极高危因素。

在急诊输液3天、转入病房后，陈海冰为程悦制定了餐前加睡前、每日4次的胰岛素强化治疗方案。“初发患者短期使用胰岛素强化治疗，是为了让患者胰岛功能得以休息和恢复。”陈海冰解释道，胰岛素的介入，并非宣告了“终局”，反而是为了争取“转机”。

正如《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刊发的《成人2型糖尿病胰岛素临床应用的中国专家共识》里所说的，尽早启动胰岛素治疗的目的是“尽快纠正高血糖状态，迅速解除高糖毒性，改善胰岛素抵抗，保护甚至逆转残存的β细胞功能”。

《防治指南》同样明确指出，在生活方式和口服降糖药联合治疗的基础上，若血糖仍未达到控制目标（通常指HbA1c≥7.0%），应尽早（3个月）使用胰岛素治疗。

这次住院经历也颠覆了程悦过去的认知。“医生说我的胰岛素功能还可能恢复一部分，之前在我的认知里面，糖尿病只能越来越糟糕，没有想到还能恢复。”

这也意味着，胰岛素不仅不是“最后的手段”，反而可能是“最初的保护”。

让这条路走得“长一点”

沈先生现在觉得，得了糖尿病，“就像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而且这个包袱是卸不掉的”。他的目标，也从最初侥幸地想“摘帽子”，转变为“把这个包袱背的时间长一点”。

他总结出自己对待糖尿病的哲学：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对于自我控制，沈先生表现得颇为积极乐观。

陈海冰强调，他们在临床中会要求患者“自律”。在她看来，自律不仅是为了控制血糖，还是为了给患者的人生、家庭和生活，带来改变。

程悦和沈先生的经历都展示了胰岛素在患者“自律”之路上扮演的角色。对于程悦这样的新发急性期患者，胰岛素是迅速平稳局势、为胰岛功能争取“休整”时间的利器；对于沈先生这样进入了长期管理阶段的患者，胰岛素则是弥补自身功能不足、确保生活质量的基石。

而要让这条“共存”之路走得更远，除了患者的自律，一个普惠的全民医疗体系至关重要。

在许多患者的认知中，胰岛素是昂贵的。曾经也确实如此，陈海冰回忆，十几年前一支进口甘精胰岛素要两百多元。

而随着国家集采的推进，这种局面已被彻底改变。“集采将临床主流、需求量大的产品列为A类，通过‘以价换量’实现大幅降价。”陈海冰解释，“例如，临床上应用广泛的进口甘精胰岛素就是A类产品，这意味着它能以亲民价格保障优质药品的稳定供应。现在一支仅需几十元，再加上它已被纳入医保甲类目录，报销比例很高，患者基本不用自己付钱。”

以沈先生为例，他参加了上海职工医保，每月包括长效基础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在内的所有自费部分为五六百元。

陈海冰呼吁，有肥胖或糖尿病家族史的人，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从源头上减少糖尿病的发生，“最好的治疗就是不得病”。

“即便已经得了糖尿病，其实也不可怕。”陈海冰说，只要能够坚持科学、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按时用药，同样可以有健康的人生。

每年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2025年的主题是“糖尿病与幸福感（Diabetes and well-being）”。这正说明，控制糖尿病不是疾病的终点，而是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新起点。

正如沈先生在十年“抗糖”路中最终感悟到的那样：“坦然接受，积极地自我管理，就能尽量把这条路走得长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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