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薛仁明：教育就是让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上”

2021年1月26日，台北的小学生在玩耍。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一个偶然因素，让薛仁明从文化学者转身成为教育专家。

1968年，他出生于台南市南边的茄萣渔村。尽管父母目不识丁，18岁的薛仁明却凭一己之力考入素有“台湾第一学府”之称的台湾大学，就读历史系。二十五岁时，他通过台湾偏远地区教师甄试，到台东县立池上中学教书。

多年后的薛仁明开始著书立说，并频繁在大陆讲学。一年里，他有满满48周的讲课安排，从北上广深到南京、杭州、成都，“你能想到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内容大多围绕一个核心：中国礼乐文明的当代实践。

2000年，薛仁明的长女降生，一年四个月后有了次女，又三年后是幼子，回归礼乐文明成为他教养3个孩子的基本方法。什么是礼乐文明？在薛仁明看来，“它跟所谓的‘中国文化’不完全一样，儒释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式各样的艺术、器物，都是文化；而文明是种生命状态，是中国几千年来基于阴阳思维产生的行为模式。简单地说，我们的祖辈大多都没啥文化，可他们却都一直在礼乐文明里，所以昂然挺拔、有精气神。”

2012年在台出版的第一本教育类书籍《教养，不惑》中，他直言“当爹要有当爹的样子，而不是老想着要和孩子做朋友”。12年后，三个孩子先后就读大学，新修订后的《教养不惑》正式出版。

2025年11月7日，在广州的新书发布会后，薛仁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一个人越想找到他自己，就越找不到自己”

南方周末：《教养不惑》最早是12年前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薛仁明：2011年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孔子随喜》。出版前后，我把原来在台湾的工作辞掉了，人到中年，未来该怎么走，想了想，还是得先写几本书。恰好这时我带孩子去台北，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任杨泽见了面。杨泽特别喜欢，说台北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当时我开始有了想法，将来或许可以往教育的方向写本新书。

南方周末：当时台湾，尤其是台北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薛仁明：台北人西化，因此孩子洋气，活得比较自我，眼里没有别人，也喜欢表现，很难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听你说话。所以我台北的朋友都觉得孩子难教，至少也教得费劲。但我们去台北那天，我的3个孩子就是坐在那里，喜滋滋地听我们说话，我则一派轻松。杨泽说他看得特别舒服。

其实一开始我主要是讲经典、讲传统文化，不是那么想纯粹讲教育，可能是因为我的很多受众是家长，关心教育问题，我也看了太多失败的例子，才开始想跟大家多谈谈传统文化，尤其礼乐文明是如何影响家庭教育的。

南方周末：在你自己3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你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

薛仁明：我的二女儿允和在书里写，小时候她最常惹娘生气，只要娘一生气，就把她发放到“宁古塔”去，让她到三楼去跟爸爸睡。她没写更多的细节，可其实，每次她咚咚地上楼来时都拿着她的“细软”，一个小被子，一个小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