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她力量：以另一种姿态“飞翔”

敦煌的色彩，几乎凝聚于莫高窟之中。

一千年前，人们以飞天女性的身姿，寄托对极乐的想象；一千多年后，在壁画之下，一代代女性研究者正以另一种姿态“飞翔”。

她们，不是孤身前行。

在她们身后，有四面八方的公益力量正默默支持着——让她们的坚守被看见，让她们的路，走得更远。

在风沙里，种上一生的时光

敦煌的风沙吹了千余年，人来了，又走了。

好在，总有人留下。

1963年，一位女青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她提着行李，再次踏上敦煌的土地。

她叫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第一次来敦煌实习时，她因水土不服而离开；这一次，她却把一生都种在了这里。

从洞窟内容调查、发掘清理开始，她与敦煌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每一个节点，都需要走过数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

1963年，樊锦诗和同事着手为敦煌莫高窟进行分期断代，直到1982年后，《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等相关成果才陆续发表，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

1986年，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并由此受到启发，开始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寻求与国内外机构的合作，并四处奔走倡议。最终在她的推动下，2003年《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管理首次被纳入法制体系之中；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首位女性院长。敦煌一方面急需开展石窟内的文物壁画和彩塑的保护，另一方面需要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期望。樊锦诗从中找到敦煌的路径：保护为主，合理利用。

敦煌研究院最早在国内文化遗产地进行游客承载量研究，基于环境监测、洞窟调查和游客参观行为的分析，计算出洞窟的承载力和开放洞窟的数量，并在文旅行业中率先推出了游客预约制，从而将参观人数控制在最大承载量内。

同时，樊锦诗提出利用数字技术制作数字电影和球幕电影，让游客在窟外也能与文物“面对面”。经过十多年的技术探索和档案制作，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如今，走进敦煌莫高窟，尘沙被拦截于多年来布下的植被、防沙网和防护门之外，只留下九层楼的风铃声。

窟外，远来的游人如织；窟内，千年的光彩依旧。

从为莫高窟分期断代，到推动《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从提出“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到助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立……樊锦诗一步步把学术的“黑道”走成光明大路。

她曾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

她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青”真的来了——且是越来越多的女性。

2005年，杜鹃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进敦煌研究院摄录部（后并入数字中心）。她看见了绿洲，也遇见了沙尘暴。

每一天，团队先在洞窟内将胶片相机放在轨道上，平行于壁面一边移动一边拍摄多张照片。杜鹃和其他同事再一起用电脑将图片逐一拼接、合成。

刚入职时，杜鹃等新人见到了樊锦诗。樊锦诗会问大家：“敦煌很苦吧？你来了之后受不受得了，你家里同不同意？”

在重复、枯燥的日常工作之中，这些问题逐渐有了答案。“我更多是怀着对艺术的向往来到这里。”杜鹃形容，“就像上一代人，即便当时条件很艰苦，但他们依然为莫高窟的美而来到敦煌。”

同一时期，另一位敦煌女儿也正“归来”。

祁晓庆，土生土长的敦煌人，曾一心“出走”到大城市。可命运却把她引回了家乡。

2011年，她从历史考古专业敦煌学方向博士毕业，进入敦煌研究院信息中心工作。

有五六年的时间，她陷入迷茫，直到在石窟中遇见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个横跨古文明、语言生僻、文献稀缺的领域。

在工作间隙，她时不时看见樊锦诗走进书库。2011年，樊锦诗花费了四十余年写出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以科学的尺度，描绘敦煌之美。

但是，根据规划，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将会分为100卷。因此，樊锦诗仍在书库埋头苦干。

为了敦煌的未来，她们甘之如饴。

数字化的敦煌，不再只属于沙漠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樊锦诗就开始编制莫高窟“科学记录档案”，对比1908年伯希和拍摄照片时，她发现窟内文物在不断地衰变、退化。

经过多年的曲折探索，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采取图像采集和电脑图像拼接的方法，将敦煌壁画转化为数字档案。

这也是杜鹃入职后的主要工作之一。随着相机和计算机软硬件的迭代，敦煌数字档案的采集精度不断提升，而团队后期编辑的工作量也随之飙升。

光是2013年一年，数字中心就完成了27个洞窟的数字化工程，当中包括至少10万张照片，全部由工作人员手动调试。

时任院长樊锦诗深知，必须重视职工在敦煌的工作生活条件，尽力让守护敦煌的人都能安居乐业。“凡是愿意来敦煌的年轻人，我都应该给他创造条件，叫他发挥作用。”

随着条件改善，如今，“到敦煌去”不再像过去那样孤绝，而是多了一丝轻盈、欢欣。

入职十年时，杜鹃迎来了新的职责：发展敦煌研究院的新媒体传播。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面向全球上线。当初经杜鹃双手保留下来的缤纷色彩，现在要从她的手里走向世界。“

我们先要在老一辈的学术成果上学习挖掘，再结合技术表现形式，以及我们的受众和平台。当我们看到一些没见过的画面，或者不知道的知识点，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很高兴。” 

刚好，2016年，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团队带来了灵感：在莫高窟藏经洞里，就有一份出土的节气诗。

杜鹃和团队基于已有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将敦煌的节气元素做成数字海报等形式。这一系列逐渐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内容之一。

2018年，杜鹃和团队将其进一步打造成数字传播品牌“敦煌岁时节令”，衍生出纪录片、小程序、书籍等形式。

在杜鹃和团队不断的探索下，2020年，研究院推出“云游敦煌”小程序，让公众足不出户也可以“游览”敦煌。三个月不到，小程序在线接待游客1360万人次，相当于莫高窟2019年游客接待量的6.3倍。

“我们做的也就是一些日常的工作。”杜鹃表示，“研究院和社会有需要，我们尽自己所能去把一件件事情做好，这个过程中，成就感是一点点累积的。”

敦煌位处沙漠，但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这里是一座金矿。“敦，大也。煌，盛也。”作为东进中原、西出阳关的必经之地，敦煌如同一块海绵，浸润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文明，并融合了多民族的特质。

当人们有了聚沙成丘的决心，敦煌的沙漠里遍地都是金子。

千佛面前，她们为敦煌学研究接棒

“敦煌有这样一个特征，”祁晓庆形容， “它永远有你可以发展的空间，永远有可做的东西，永远有可挖掘的好内容，可探讨的余地。这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好地方。”

杜鹃和团队把壁画“搬”上互联网，做成“敦煌岁时节令”“云游敦煌”，让千余年前的美被千万人看见。祁晓庆也在学术研究的迷茫中走出，逐渐看到光亮。

2000年，祁晓庆如愿考上大学，距离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刚好过去了100年。冥冥之中，她似乎早就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在学校，她认识了来自敦煌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第一次听说了大漠深处的故事。

千佛之下，是千万个匠人，包括樊锦诗在内的莫高窟人，构成了这里的另一类震撼。

“在敦煌研究院里，专门做敦煌学研究的敦煌本地人并不多，反而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其他地方来的，这一点我感触最深。” 祁晓庆回忆。

家乡发生的一切及其展露的神性，深深吸引着祁晓庆，她开始从自身专业出发研究敦煌学，踏上了“回家”的学术道路。

关于敦煌学，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祁晓庆入职时，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

“敦煌学在世界”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失落，而是象征着开放的胸怀。

被樊锦诗的研究精神深深鼓舞，祁晓庆也在持之以恒地探索敦煌学的新课题，并瞄准了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前已融合众多文化的特质，到达敦煌时再次发生了变化。数百年间，如果追根溯源、梳理脉络，这些特质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今天人们看到的样子？

这条脉络横跨众多古文明，看似专精的问题，却显现出辽阔的背景。

研究路上，祁晓庆开始领略到柳暗花明的风光，敦煌不再只是人生的原点，也是新旅途的起点。

“我觉得是在不停地爬坡，当你好不容易攀上一个地方，感觉已经突破了自己，走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另一个台阶等着你，不能也不敢放弃努力，一直有光在引着你继续往前。”

在没有天花板的敦煌，有越来越多女性工作者获得了向上的机会。

没有天花板，除了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总是面临最复杂、最前沿的挑战。

有一种力量，让她们推着敦煌走向更远

祁晓庆研究犍陀罗艺术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不少生僻的语种，典籍史料也颇为稀缺，或散布在世界其他研究机构中。

而杜鹃为了让敦煌文化艺术走向世界，也面临新的问题：如何找到敦煌与世界之间共通的文化内核，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敦煌文化？

祁晓庆和杜鹃，一个走向深奥，一个走向大众，却共同走向一个命题：如何让敦煌走得更远？

这也被樊锦诗视为终身课题。

“凡是开端的事，总归不会那么一帆风顺。”樊锦诗说，“所以我现在跟年轻人说，你们太顺了，如果要碰碰钉子，碰碰失败，你就有教训了。我就是从失败中间爬出来的。”

从1944年成立至今，敦煌研究院面对的难题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敦煌这片土地始终求贤若渴。

“在敦煌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每个人就好像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樊锦诗形容。

为了让敦煌的枝叶突破局限，茂盛生长，2023年，樊锦诗分别向北京大学和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各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樊锦诗专项基金”，用于推动敦煌学研究、交流和人才培养。

早年，她就说过：“天下事，一个是人的事，一个是钱的事，但说到底人比钱更重要。”

这与国强公益基金会的理念不谋而合。

2024年，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在“樊锦诗专项基金”下设立“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

 “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启动仪式现场

这一计划旨在选拔并培养热爱敦煌文化、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女性工作者，提升专业素养、建立国际视野，推动中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这不是偶然，而是对一代代敦煌女性工作者价值的认可，也是对未来的投资。

“我们期待学者们既能扎根中国大地，又具备全球视野，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真正成为文明交流的使者。”国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尔达表示，在敦煌的事业中，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女性工作者发挥着独特且关键的作用。

支持女性的发展，也是向社会发出一种倡议。“作为一种公益倡导，使女性贡献被充分‘看见’，带动和激励更多女性寻求自我发展。这不仅仅是在支持一批优秀的个体，更是在参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态。”李尔达说道。

“樊锦诗·敦煌女性杰出工作者培养计划”暨首届选派学者行前座谈会上的杜鹃与祁晓庆

经过申请和筛选，杜鹃和祁晓庆成为这一计划的首届选派学者。祁晓庆将前往牛津大学，跟随犍陀罗艺术的专家深入学习，并借助牛津大学丰富的馆藏，查阅更多文献。

而杜鹃则将前往哈佛大学，通过实地调研，将对海外受众的观察和海外成熟的案例带回敦煌。

树枝向外生长，根，始终在敦煌。

樊锦诗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曾经想离开敦煌的故事。初到敦煌时，她并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待上数十年，直到她也成为其中一员。

“我有一种感情，觉得敦煌了不起，敦煌的价值可以说是有全球性、独特性的，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们定的。” 樊锦诗说道。

而今天，这份感情正被传递、被支持、被放大，在向下一代传递。

杜鹃有过感慨：“人这一辈子其实能陪伴莫高窟多久？相对于莫高窟一千六百多年，我们这个时间太短、太渺小了。”

但正因为有像樊锦诗、杜鹃、祁晓庆这样的女性，敦煌的故事，才不会老去。

总有女性走向敦煌。

也总有更多支持的力量，陪她们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