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鸟，何时飞——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 高中组二等奖

第五届南方周末“阅读新火种”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活动

奖项：高中组二等奖

作者：轩文博

学校：广州市第二中学

指导老师：段雪婷

 雍容华贵的鸟儿栖居笼中，飞羽灿烂，筋肉健壮，向往笼外无数飞禽“鹰击长空”的世界。然而，坚固的笼子阻碍它的去路，看那笼子：秘银掐丝栏杆内蕴玄铁寒钢，玉石镶嵌装饰掩饰金锁狰狞。这是多么矛盾的杰作，华美的囚牢关住笼中之鸟，扼杀“凤凰于飞”的希望。

 《万历十五年》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窒息的画卷。万历十五年的风平浪静源于庞大的矛盾冲突，却最终归于宁静的僵持和诡异的协调，这是历史的无声剧目，更是晚明中国的历史命题：一个庞大的文明被其自身构建的、以道德伦理为绝对核心的治理体系所禁锢，最终在迈向现代化的门槛前逡巡不前，从而与世界历史的潮流失之交臂。

 笼中所禁锢的，最为显赫端庄的鸟，无疑是万历皇帝。若是用历史学科的话来讲，他的时代无疑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当年轻气盛、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式从父辈手中接过权力的棒子，并希望以此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他发现自己并非帝国真正的主人，他只是紫禁城中一个被文官集团精心打扮、用于祭祀的“活着的祖宗”，一个必须按照既定道德剧本演出的符号。皇权的确集中了，却不是在于皇帝，皇权成了文官集团替天行道的替身人偶，这样一来，文官集团便在事实上成了专制者。万历皇帝空有文采、能力、手段，却最终连皇储之立也无从插手，只有以长达数十年的“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作为人性的徒劳反抗。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实现最寻常的人伦愿望，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道德教条和文官专制对人性与皇权的双重阉割。

 笼子里的，还有张居正——一只羽翼丰满，喙爪锐利的猛禽。这位锐意改革的首辅，试图以雷霆手段推行“一条鞭法”等旨在提升国家财政效率的技术性改革，像一位试图用精确工具修理一座古老庙宇的工程师。然而，“双重人格”的文官集团并不会让他轻易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和根本利益。技术性的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的“阴”面——不可见人的既得利益；违背了他们所持守的“阳”面——作为其行事旗号的道德规范，而招致疯狂的报复。最终，人亡政息，其改革成果被清算殆尽。在一个道德至上的系统里，因为没有意识形态的保驾护航，任何纯粹的技术性改良都将被视为异端而遭到吞噬。

 受束缚者中，海瑞作为一个异类，偏偏反射出极端封建道德的本质矛盾。这位“古怪的模范官僚”，一生清廉如水，刚正不阿，他试图用纯粹的儒家道德理想来治理地方，一切以太祖朱元璋的成法和经典教条为准绳。然而，他的极端道德主义在复杂污浊的官场中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无法处理实际的政务难题，最终只能成为一个被高高供起、却无实权可用的道德牌坊。这反映的矛盾在于：道德礼教被封为上品，却对处理现实问题束手无策，只有在万历皇帝一些无关紧要的贵族仪式上才得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反而以形式主义进一步空虚化了现实内容。

 同样备受禁锢的，还有众多“戚继光”“李贽”。他们代表一类专才、天才，代表最先进的技术、最锐利的思想，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改造世道，却在墨守成规、拒绝突破、打压人才的政治背景下惨遭迫害。戚继光是一位罕见的军事技术天才，他组建“戚家军”，创新“鸳鸯阵”，有效地解决了东南倭患。然而，在“重文轻武”的宏大道德叙事下，武将的地位被刻意压制，其成功被视为技术性的、次要的。失去了政治靠山张居正，他的事业便迅速凋零；李贽的哲学思考，以其惊人的超前性挑战着儒家正统的权威，他提倡个性解放，批判伪道学，然而他的思想被视为洪水猛兽。他的自尽，是系统对异端思想的最终清算，象征着任何试图突破这一道德范式的尝试都将被彻底扑灭。

 万历十五年，描绘笼中鸟的荒唐悲剧。笼中鸟，是凭栏叹息的万历，是拼命挣扎却一无所获的戚继光、张居正、李贽，更是彼时的中国：眼看西方世界已经坐上现代化的快车，自己却深陷封建制度的泥潭。纵观全书，黄仁宇先生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系统性失败”的宏大图景。这并非某个皇帝昏庸或某个奸臣误国所能解释，而是一个文明在历史路径依赖下的必然结局。这个议题的历史来源，深植于秦汉以来“儒表法里”的统治传统，经由科举制固化，并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古代中国为自己铸造封建时代最坚固的盔甲时，也为自己锻造了最为厚重的枷锁与棺材。

 《万历十五年》像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任何组织或文明的发展中，如何处理道德、法律与技术的关系？如何避免将某种意识形态绝对化、教条化，从而扼杀必要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它不仅照见了晚明的困局，也映衬出我们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时所遭遇的永恒张力。它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道德的灯塔指引方向，也需要法律的堤坝规范行为，更需要技术的舟楫载以前行。偏废任何一端，都可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另一只“笼中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