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本应从从容容,实则匆匆忙忙”?
“我们意识到时间的继承性就是一剂解毒良药,它可以帮助我们停止自我苛责,意识到‘我所承受的羞愧和焦虑并非个人失败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时间不平等’。”
责任编辑:李慕琰

宁夏一所高中的学子正在埋头苦读。(视觉中国 图)
“社会时钟”“内卷”“紧绷感”“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如果对近几年的流行词汇进行一个分析,或许可以发现,它们都与“时间”有关:我们似乎总是觉得时间太少、流逝速度太快,而别人看似就可以游刃有余、很好地管理时间。
“为什么我这么慢?”这也是许玲玲在30岁时的困惑。
彼时,她在剑桥大学读博士一年级,一次聚餐时,一位23岁就已读到博二的医学生K一直在打探许玲玲的年龄。许玲玲被逼无奈,说,30岁。这位博士生撂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走了。
许玲玲现在是杜伦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小小的片段经常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她时常自我怀疑,“为什么我这么老了,还一事无成?”
从研究跨地区接受教育的学生出发,许玲玲逐渐发现,“时间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老话并不完全正确。如同物质财富一样,时间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并不均质,并作为一种无形的财富在代际之间传承:出身寒门之子,会将大量的时间用来补偿他们的家庭,这不仅减少了他们可供自身使用的时间,更会让他们为了急于赚钱而放弃个体更长远的规划。相反,有家庭托底的孩子,可以更从容地利用时间,也更有资源规划对自己有利的未来。
K之所以可以二十多岁读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所享受的时间财富:K出身于医学世家,家人都是剑桥校友,他自己也是一名白人男性,毕业于精英私校,英语是母语。而许玲玲出身于中国农村,来到剑桥大学读书之前,她先工作了五年,替家里还清债务。
实际上,K只是许玲玲遭遇的很多例子之一。在顶尖学府中,许多人都来自非常优越的背景。有一次,她被邀请去和剑桥的院士们一起吃饭,吃饭时,许玲玲发现,同桌人的父母中,许多是外交官、大学教授、投行经理。当问到许玲玲时,她特别窘迫,不知道如何对他们说,“我父母是卖水果的”。
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拥有的时间财富会在很早期就分轨。许玲玲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她两个小时就看完了,于是央求父亲再买一本。爸爸呛她:“我怎么有钱?你怎么可以读得这么快?”2017年,许玲玲去到同样身为学者的丈夫家里时,她惊叹于他的藏书量,直到那时,许玲玲才意识到,儿时的很长时间里,自己一本书都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在规划你的时间,你不配拥有看书的闲暇,所有的暑假都应该去打工赚钱”。
在研究过程中,许玲玲遇到了许多有着相似困境的人。他们已经几乎榨干了每一滴时间,但依旧经常苦恼于时间不够用、没有做好时间管理。另一方面,富裕家庭的孩子即使绕了弯路、浪费了时间,也依旧可以动用自己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时间财富,拉齐潜在的差距。
在许玲玲看来,对处于“时间贫困”的个体而言,重要的是意识到“走得慢”并非个人的失败,而是结构性的时间不平等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可以尽可能多了解信息,做知情的决策(informed decision),并寻找既有时间架构下的“财富加速器(wealth accelerator)”。许玲玲举例,比如懂阿拉伯语、了解当地文化的人,利用TikTok有针对性地对中东市场进行直播带货,便是利用了国际层面的财富加速器。
许玲玲的第一个博士生是一名60岁出头的女性。她本身也在英国一所高校任职,有三个孩子,大孩子比许玲玲还大。她对许玲玲说,教育社会学和她自身的专业并不相关,读博纯粹是为了弄清一个她特别好奇的课题。博士毕业时,这位学生也退休了。这个博士生的经历让许玲玲很受触动,“原来可以存在这种多元的、非线性的时间架构来允许自由选择你的生活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