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与他的精神兄弟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我cos（扮演）沈从文。”“我cos张伯苓。”“我选许渊冲。”“我……李霖灿。”

在2025年的春秋两季，教育创新学习社区“群岛大学”的成员参考非虚构作家杨潇所著《重走》的路线，以骑行的方式重走了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之路——这个项目被叫做“西南联岛”。在下半年的旅途中，骑行者每人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所选的联大师生人物，带着他/她的视角骑行。一路上，他们在山野田埂和民宿灯下讨论、阅读，思考“大学何为”。

行至贵州安顺时，骑行团成员从《重走》中看到本地文化志愿者陈文杰的名字，想约他见面交流。不巧陈文杰有事，他为青年们推荐了他熟知的地方文化研究人士、民间思想者杜应国。

从正午到黄昏，六位青年与杜应国对谈了五个多小时。有人问：“为何蔡元培校长和一些师长既鼓励学生培养独立自主的意识，又不主张他们过多地卷入政治？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不就是在有了思想觉悟后，要用行动去推动改变吗？”

年过七旬的杜应国突然哽咽了。他分享了学者钱理群当年如何希望帮助学生，又为自己力有不逮而备感歉疚的经历。

“杜老师的情绪一下就进入了，我们都沉默下来。”骑行团成员丁丁记得，杜应国抛出了问题：“像我这样做教育的，给人启蒙，最难的是，被启蒙的人后面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支持他？”

那日的杜应国之于骑行团，恰似百年前的联大先贤之于学生，以及半个世纪前的钱理群之于他身边那群亦师亦友的“精神兄弟”。

自1970年代初起，孙方明、罗布龙、杜应国等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工人、学生、职员、代课教师，常会沿着娄家坡（后改名娄湖）水库边的山间小路，翻过几道高而且陡的土埂，前往安顺师范学校教师钱理群的小屋，就着烧饼和菜汤，从白天聊到深夜。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他们不仅是思想上的同频人，亦是共担磨难的生死之交。学者朱学勤后来用“民间思想村落”来形容这类人群，钱理群则称他的这群朋友为“我的精神兄弟”。

在钱理群看来，这样的启蒙不是灌输和说教，而是保持独立思考的自觉，又互相给予和成就。

安顺等地的民间思想启蒙如何发生，又怎样塑造和改变了身处其中者？是否随着人员分离而断裂？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芜杂、社交日益原子化的时代，还有可能和必要去寻求精神共同体吗？宏大命题与切身之难，又该如何对接？

2025年10月9日，群岛大学组织的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骑行团，在离开曲靖前往马龙的248国道上（受访者提供/图）

上下求索

耳聪目明，能吃能睡，这是钱理群的生命状态。1939年出生的他，曾在1950年代初度过无忧的“金色童年”，性格中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大抵脱胎于此。

大半生“拿得起放得下”、不为时势所困的底气，则来自贵州——尤其是安顺。

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的钱理群，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被分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12年后，他又被调到安顺师范学校（今安顺学院），一共在安顺待了18载。

那些年，因各种运动，不时停课。小城的学校间，传闻有一个“会教书，讲课有热情，会演戏”的老师，外号叫“钱大头”。“从城里到学校要经过一块田坎，远远看见一个挺大的脑袋，就知道是他了。”当年安顺师范的同事袁本良笑着回忆。“钱老师个性鲜明，特别有感染力。”

只是，学生没书读或不爱读，山雨欲来又陡转的局势，总会令人感到无助。不教课时，钱理群、袁本良和更年长的夏其模，经常绕着娄家坡水库散步。夏其模曾言：“这种日子不会太长，总有一天要改变。”钱理群因而多了些鼓舞。

何况他还有制胜法宝：读书。不只自己读，也带动了一群同好。卫校时的读书成员主要有孙方明、罗布农、赵建中等；到师范学校后期则加上杜应国、张嘉谚、田制平、何幼、朱伟华、刘丹伦、廖志强等人。有人酷爱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有人醉心思想理论，有时两拨人也会转换和交叉。

书从哪儿来？除了少量“破四旧”“抄家”中漏网的书籍，主要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些“灰皮书”“黄皮书”，以及可以从新华书店买到的马列著作和鲁迅著述的单行本。廖志强读了两遍《新华字典》，做了几百张卡片，用线串起来挂在家中；杜应国啃列宁著作和《资本论》，孙方明读《资本论》《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读本》，钱理群读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仔细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

读完，写心得，有人提出问题，便要回应。于是，专题性的讨论和无主题的“漫谈”成了钱理群宿舍的周末常态。

屋主不擅烹饪，资源也紧缺。每次去他那儿，学友们先要“找关系”弄一堆5分钱一个的烧饼，整点白菜，到饭点再做个西红柿蛋汤，一谈便到晚上，再就着汤吃饼子。漆黑的夜里，一群人跨过田坎，回城。深深浅浅的脚印，时常伴随着手风琴声和歌声。

1976年，钱理群（后排右三）与年轻朋友在安顺师范学校宿舍前面斜坡之上的一块怪石下留影（受访者提供/图）

后来，这样的对谈从小屋延伸到了野外，山巅或湖畔的僻静处。1976年元旦，钱理群领着大家在雪中爬山，一行人登顶后齐声朗诵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那一年将给他们的命运带来重大转变。

已故学人朱正琳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关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相信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忽略了的一点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群人在思考重大的时代命题，而且把这个命题转变成一种理论命题，同时把这种理论变成实践。”采访时，钱理群一再强调。

匮乏带来专注，长久而频繁的自学和探讨培养出了不轻信和不盲从。在何幼眼里，钱理群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淡化一切枝蔓，捕捉他人思想的闪光点，从不排他。“钱老师常提‘有缺憾的价值’，就是我说的第一不是真理、第二不圆满，任何人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缺陷、错误。”廖志强说他们由此学会独立思考、捍卫个人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并受用终身。

只是，除了读书笔记和少量文章手稿，那些激烈的辩论和交锋未曾留下什么记录。直到1988年，钱理群重返贵州，与多年未见的故交们对谈了三天二十几个小时，录音被杜应国整理成《历史与选择》一文（收入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一书）。其中的片段可作为当年小屋“漫谈”的某种佐证：

罗布农：我想提醒一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新教作为它的基础，中国搞商品经济拿什么作基础，拿什么当精神支柱？我并不反对搞商品经济，关键是怎样搞，怎样选择？不管怎么说，要完全把西方那一套搬过来，最终还是搞不成。

顾健：你也不可能完全搬过来。

朱伟华：搬过来也不怕。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外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你的相貌，改变你的遗传基因。人类自有一种调节机能，再开放也不会全盘西化。

钱理群：老实说，像我们这些人，过去是接受不了商品经济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这个问题，是历史发展已经成熟到了这个地步。现在搞商品经济不是哪个人强加的，是大家都认识到的。

杜应国：现在不是有几种选择摆在面前如何去选的问题，而是如何为一种较优的选择创造条件。应该打开国门，让东西文化去自然碰撞，交融，然后整合。

……

——摘自《历史与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浴洋曾跟随钱理群去安顺，他惊叹：“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你听着一帮人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何去何从，很魔幻。”

对参与者而言，这些场景就是他们的日常。

钱理群之外，孙方明和杜应国渐成这群人中的核心。

在旁人看来，孙方明儒雅、从容，善于审时度势，关键时刻血气方刚。钱理群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小他9岁的孙方明曾贴大字报为之辩护，他也因此被打为“反动学生”。1968年，两人一起外出“串联”。面对茫茫长江水，航船上的钱理群突然高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孙方明接着加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