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是工业英雄、子女拿 K-pop 应援棒抗议：韩国人的“压缩”时空

2024年12月10日，韩国首尔，抗议者手持K-pop应援棒，参与抗议尹锡悦的集会 （视觉中国/图）

“很有趣，作为一个韩国学者，我好像在中国比在韩国更成功。”视频采访的另一端，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庆燮笑着说。

2024年，他完成于10年前的英文著作《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被译介进入中文世界，随后入选“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24年度作品。2025年，他的续作《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出版了中文版。在这两部著作中，张庆燮持续推进着一个核心概念——“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即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它描摹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在时空上被极度浓缩，前现代的传统、现代的工业化与后现代的种种流变，在短短几十年间剧烈碰撞、共存。

作为概念的提出者，张庆燮的学术动力来源于一个朴素而根本的问题：韩国的社会科学究竟该如何分析韩国？长期以来，他观察到，韩国学界忙于充当西方理论的“进口商”，却在面对本土议题时陷入失语。在他看来，目前最能回应并解释韩国现实的，是韩流文化中的众多产品和现象。

“我一直在尝试用韩国自己的方式，承认韩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张庆燮说。这种回应现实的智识迫切，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生命经验。1980年代中期，张庆燮曾短暂地在《韩国经济日报》任记者，也是《韩国日报》的社论撰稿人。直接面对、参与并见证韩国军政体制向民主转型的动荡，他意识到，“现实很重要，我们需要动力去应对。”

相较于韩国本土同行对压缩现代性理论的沉默，张庆燮的理论在东亚和东南亚引发了更多回响。“他们发现，我的理论是亚洲的理论，是来自亚洲的东西。”他说。

在张庆燮看来，家庭是理解压缩现代性的关键场域，韩国并未走向西方式的个人主义现代化，而是形成了“制度化家庭主义”——儒家规范在现代社会被进一步激活，家庭承担教育、福利、照护等多重功能，成为一种“家族自由主义”的实践载体。农村地区通过跨国婚姻引入外国新娘的现象，也被他视为家庭结构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顽强延续（以跨国新娘来延续农村的家族主义）。

这种压缩深刻重塑了韩国的代际关系。年轻一代生活在层叠的“文明地层”中，经历着价值观念的快速迭代，代际差异日益显著。张庆燮认为，韩国年轻女性与男性因历史境遇不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年轻女性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寻找结构性解释，并将愤怒转化为政治参与；年轻男性在与父辈“工业英雄”形象的对比中，遭遇就业萎缩和身份迷失，陷入所谓“僵尸公民”的无力和孤独。

“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会有很多话想说。”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的最后，张庆燮说道，“如果我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他们也会有很多关于韩国的话要问。但是，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对他们可能毫无意义。”

“年轻一代经历着加速的文明老化”

南方人物周刊：从《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到这本《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家庭似乎一直是你关注的重点。为什么家庭对理解韩国现代化转型这么重要？

张庆燮：在西方社会，现代化伴随着个人在自由社会秩序各方面的规范和制度优先。从表面上看，韩国对自由现代化的追求，特别是在规范法律和教育方面，似乎也遵循了这种个人主义原则。然而，人们生活的世界的实际条件、必要性和策略，普遍以家庭为功能中心。

为了应对紧迫的实际需求，国家、社会、个人，甚至是福利、教育和工业等各种现代机构和领域，都动员并要求家庭资源和承诺。韩国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家庭资助、极端的工作量（包括男性养家糊口者在家庭方面的缺席）、国家最低社会服务下的照护提供，甚至是医院要求住院病人的家属辅助护理，以及广泛的家庭自雇佣（比例世界最高），都是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观众相当熟悉的场景。

通过这种方式，韩国在结构上转变成一个“家族自由主义”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各阶层的韩国人可能比他们祖先都更具家族主义色彩。因为他们以压缩的方式和结果，有效地处理了相当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