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良渚的孩子?
华夏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也起源于长江。
在比传说中的大禹还早一千年的时代,良渚已经有一群“大禹”。
良渚考古即将迈入第90个年头,良渚考古人用他们一脉相承的“大遗址观”,继续刷新着我们对文明源头的认知。
发自:浙江杭州
责任编辑:周建平
天气转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游人比平日要稀少些。收割完毕的稻田,两岸摇曳的苇花,间或掠过的飞鸟,都沉浸在古道秋风的宁静中。5000年前,古城中却是一派繁荣闹忙的景象。
良渚古国的宫殿和王陵都在此处。考古学家测算,这座都邑里曾居住着约两万人,在当时,人口颇为密集,放到全球都算得上是妥妥的大都市。良渚王城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四个故宫。都邑实现了城乡分野,城中完全没有农民,也不事种植,粮食经由水路从远方运来,储存在宫殿附近的中央粮仓。能在这大都市栖居生活的,除了王、巫、军事将领等贵族阶层,就是擅长各种技能的手工业者,玉器、石器、骨器、漆器、纺织……换言之,能住在城里的,哪怕是普通人,也都是“高级打工仔”。
这是一座水上之城。城内河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古城有八个水门,供船只进出,却只有一个陆门。人们利用水流出行和运输,独木舟和竹筏是通行的交通工具。

良渚古城结构示意图,这是一座水上之城,古城有八个水门,供船只进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在2025年10月结束的第三届“良渚论坛”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分享了良渚古城反山王陵的考古新发现:在反山王陵附近,发现了大型院落,院墙四面合围,面积约24000平方米,其占地面积的大小,接近今日都市中的一个小型住宅区。
反山王陵曾出土过良渚时期最大的玉琮,俗称“玉琮王”。新发现的围绕反山王陵的院墙是何用途?是生活外墙还是墓园垣墙?其中的建筑是住宅还是享殿?良渚王陵是否已经有了“陵寝”制度?
答案仍未明朗,挖掘还在继续。
即将到来的202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近90年来,关于良渚文化的探源工作未曾中断。良渚人喜欢讲述的一个巧合是,在良渚发掘的历史上,“逢六吉祥”:1936年发现良渚遗址,1986年发现反山大墓,2006年发现良渚古城,2016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获评十大考古新发现……2026年,良渚又会有什么令人惊喜的突破?
王宁远说:“考古学家不会为了证明什么预设的理论而考古,通过研究还原古代社会的真实样貌,才是考古人的初心。”文明探源是人类在时间之河里的漫长回溯,近90年坚持不懈的探索,一代代人的接力,在古代文明的漫天星斗中,渐渐勾连出星图般的线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良渚古城结构 图/资料图片
关于良渚,我们知道得太少
“我们对良渚社会的了解很少。我一直说,迄今为止,我们对良渚的了解,不会超过20%。”王宁远说。“到今天为止,在良渚这一百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里,我们已经挖了将近90年,我们总共挖了多少你知道吗?六万多平方米!但对于总面积来说,才挖了万分之六!”
已经挖到的万分之六,可以用“光辉灿烂”来形容。在良渚博物馆的展厅,一进门便可看到一行大字:“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这一距今5300-4300年的古老文明,已经发现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会分工、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在挖到的“万分之六”里,发现了良渚的古城,包括宫殿、内城和外郭,城内有手工作坊、巨型粮仓、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群,外围更有规模惊人的大型水利系统……这些都标志着良渚已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古城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目前已经发现的,距今约五千年、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址。
对良渚所知甚少,有不少客观原因。在良渚,平民的骨殖相对保存较好。老百姓的墓往往在平地,浙江地区丰沛的地下水,反而成了天然的隔绝屏障。贵族的墓地地势很高,且当时的密封技术不行,导致“想永垂不朽的贵族,反而成为烂得最早的人”。许多高级别大墓里尸骨无存,连一颗完整的牙齿都没有保留下来。

良渚博物院,良渚先民劳作建城场景群雕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付巧妹是国际古遗传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也是中国研究古DNA的顶尖高手(相关成果入选《自然》杂志年度十大科学事件、《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提交给她30枚颅骨,她从其中三枚提取出DNA,经过分析,其中两枚的DNA显示为本地人士,还有一枚的DNA来自山东。
通过古代生物的氧同位素解析,显示部分良渚先民来自陕西和中原,而锶同位素做器物解析,则发现有些器物来自江西和贵州等地,这些都说明良渚已经是一个跨区域的聚集地。良渚的古城之内,甚至包括外郭之内,都没有任何水稻田,它的粮食、肉食和其他资源来自四面八方。“这种情形,非常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些是我们最近五年才知道的,也是科技考古带来的进展,以前没有人敢想。”王宁远说。
遗憾的是,提取出DNA信息的这三枚颅骨,都是在河道中出土的,非正常埋葬的普通百姓的遗骸,无法代表良渚王族的情况。那些掌握资源更多、对社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虽然发掘出大量陪葬器物,却很难在DNA上做更多的人种分析,这是研究良渚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另一个更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良渚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在已经出土的石器、陶器和玉器上,目前已经发现了一千多个刻画符号,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符号具备文字的功能和意义。

良渚博物院,象牙权杖上可以清晰看到通体满刻着良渚神徽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有些学者比较激进,认为良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但目前掌握的例子还太少。现有的符号能否判定为文字,在我看来还是缺少证据。现在我们发现的(符号),大多刻在陶器和玉器上,如果良渚当时真的有书写系统,也许不在这个载体上。而这个载体不便于长期保存,导致至今没有发现(文字)的可能性是有的。”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曾长期从事周原考古,作为周原岐山周公庙甲骨刻辞的发现者,徐天进对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文字颇有研究。在他眼中,良渚是否形成文字,目前出土的文物提供了一些想象的基础,比如在有些器物上,刻画符号被组合使用,甚至围绕器物连着刻了一圈,也会有古文字专家试图对其做出解读。“也许良渚已经有类似文字的功能,在我们的展厅里,我们把这个部分的符号叫作‘原始文字’,认为其具备了文字的雏形。”
一个幅员辽阔、分工复杂的社会,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政令的传播、社会的协同和组织的运作?这是良渚诸多谜团中的一个。
“按照良渚当时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复杂程度,按常理去推测,它如果有文字,大家反倒更容易接受,但考古学不是靠逻辑推演的,总要发现了实证才算数。”王宁远开玩笑说,还是挖殷墟的同行们运气好,挖到小屯村,就等于挖到了殷商的王国档案库,甲骨文因此得以确立,研究也得以深入。良渚未来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吗?“当然有可能了,但这种你没法期待,除非我们在王城里挖到代表它最高文字水准的遗物,你甚至无法预设它会是什么形式:刻在木板上?刻在龟甲上?刻在玉器上?”
良渚的消失同样令人不解,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隐。没有文字记载,没人能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比较能够确定的是,在良渚文化晚期,余杭地区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也许是洪灾,也许是海水倒灌带来的咸潮,一旦导致水稻大规模减产乃至绝收,丧失了生计的先民就不得不被迫迁徙……

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 图/韩鹏
从反山挖回反山
2006年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在考古界有“石破天惊”的美誉,良渚古城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城”。这为良渚的考古发掘按下了加速键,从那以后,挖掘工作再没停过,这一挖,就又紧锣密鼓地挖了20年。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2019年之后,良渚考古的工作策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前,可能倾向于挖掘出更多的核心亮点,以便更好地阐释遗产价值,对城内的核心区工作开展较多。而从2019到2023年,良渚考古的工作重点改在外部,在于尽可能地把边界厘清,把跟良渚文化有关联的遗址探明情况、纳入保护范围。
“那段时间我们在保护区红线内挖得不多,因为我们发现周边还有很多可疑的地方,原先没有发掘过、没有列入保护区红线,或者只划为建设控制区。我们重点做周边调查、外围勘探。花了大概两三年,把周边都找遍了,发现了很多水坝。原先申遗的时候,只有11条水坝,后来接连找到很多条,也找到很多新的遗址,全部加起来,现在已经一共发现了30条水坝、350处遗址!比原来掌握的数量要多多了。”王宁远说。
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因为2024年世界遗产名录要做一次修编,良渚考古人要赶在修编之前把新发现的遗址加入到保护区红线之内,“把我们所有发现的、包括高度疑似的都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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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