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创新教育何时才能跳出传统叙事丨记者手记
从蒲公英离开那天，我开始理解李一诺、申华章，还有很多创新学校创始人、家长们的想法。一所学校如何教育孩子，或许真的会为他们导向不同的人生。但对置身其中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一土办学这些年，资金、场地、资质一直困扰着他们，蒲公英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钱炜
2025年11月下旬，蒲公英学校里的孩子们在操场上踢球。（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女孩的校服上洒着星星点点洗不掉的墨水渍，看到负责兴趣小组管理的韩老师走过来，主动挽上胳膊，鼓起嘴巴问她，“为什么不让我当你的小助手啦？”老师笑着说，“你都如愿进到了旱地冰球小组，还要跟我干吗？”
11月底，在北京做一土这个选题时，采访完，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李骏翼老师突然问我，要不要跟他去趟北京蒲公英学校，他在那儿做志愿者，每个学期无偿给孩子们上课。我答应了，于是在操场上见到了这一幕。
教育圈里，蒲公英的名气和一土都以创新教育而闻名。两者都是民办非盈利学校，但不同于一土，蒲公英是一所专为流动儿童设立的中学，学生的父母大多是背井离乡到北京讨生活的农民工。
那个女孩也是如此。韩老师告诉我，她还有一个哥哥，也在这里上学。因为父母忙着工作，没空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兄妹俩虽然都很机灵，脑子也聪明，入学成绩却很弱。
十多年前，我在山东的一个县城里读书，在常规的公立学校里见过太多这样的同学。按照成绩排座次，他们要么被送去“看守”垃圾桶，要么就成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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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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