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者到合伙人，一场企业理念与时代变迁的同频叙事

1989年，可口可乐在北京竖起了大大的广告牌，从涉外的货架上走下，准备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同年10月，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名为“希望工程”的项目悄然启动，工作人员仅10余人。彼时，在安徽金寨的山村里，7岁的苏明娟，每天徒步两小时去上学。她不会知道，自己几年后会被一位摄影师定格，更不会知道那张手握铅笔、眼神清澈的名为“大眼睛”的照片将如何搅动一个国家的恻隐之心，改变成千上万孩子的命运，成为一代人关于“希望”的集体记忆。

商品与希望，消费与善意，就这样在时空的交错中，共同叩响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门——外资涌入的浪潮轰鸣而至，而中国社会自我更新的公益种子，也在同一片土壤里破土而出。

启蒙

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像一间刚刚打扫干净、准备迎接客人的大房子。经济增速常年保持在两位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入人心。但在这间飞速向前的房子里，一些角落的光线还显得有些暗淡。

希望工程于1989年启动，目标十分朴素：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有学上”。1991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照片。这张照片让遥远的苦难变得具体可感，让无数城市家庭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了那种渴望。后来这也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符号，一夜之间点燃了全国人民的助学热情。

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首创“一对一”助学模式。一张张待助儿童的资料卡通过报纸、电视传遍全国，汇款单从各地雪片般飞来。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公益的第一个高潮，特点是直接而感性、以捐助解决基础物质问题。截至1999年，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8.4亿元，资助失学儿童逾22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7800余所。

但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在于募集了多少资金，更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广泛的社会启蒙——慈善不再是隐蔽的个人行为，而成为公开、透明、可参与的社会活动。

也正是在这时，可口可乐、宝洁、安利等外资企业带着新的理念进入中国市场。它们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一当时尚属陌生的概念。对于习惯了“单位捐款”模式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1995年，中国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外资进入新一轮高潮。

对于成长于社区回馈文化中的外资企业而言，公益不是附加选项，而是商业基因的一部分。安利公司甫一成立，便开始寻找公益的切入点。它们的做法往往直接而务实：捐建学校、修缮校舍、设立奖学金。

1995年，安利（中国）工厂在广州开发区破土动工。1997年，成立仅两年的安利（中国）出资30万元，在广东援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学——穗安双塘希望小学。次年，广西桂安希望小学的校舍修缮工程启动，安利捐资50万元，联动地方政府与村民共同筹资75万元，新建了教学楼、师生食堂和学生宿舍。

广东穗安双塘希望小学

在广西、云南等地的山村，由外企援建的小学常常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这些举动背后，是跨国企业将其在全球践行的公益理念，移植到中国土壤的尝试。

为何一家外资企业如此迅速地投入公益？原因可追溯到安利的“家乡”。安利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亚达城。这里属于“铁锈地带”，20世纪中后期因制造业衰落面临城市衰败，大量工厂倒闭，人口不断外流。然而，如今走进亚达城和毗邻的大急流城，人们常常为这里的城市面貌所惊讶。干净现代的艺术中心坐落在市中心，市民文化中心、体育场馆、社区公园、酒店星罗棋布。这些城市更新项目背后，都藏着安利的身影。

作为一家家族企业，安利创办人家族很重视对社区的回馈，在哪里发展业务，就把福祉带到哪里。秉持同样的愿景，安利入华后随即投入中国公益事业。

这一时期的公益实践，如同星火，点亮一处是一处。在江苏洪泽湖，安利资助了胡亚科校长举债创办的“水上小学”，让渔民子弟在飘摇的船上得以读书；在宁夏西吉——那个被联合国评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公司支持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为苦寒之地送去知识和温暖。

安利名校支教志愿者陪伴乡村儿童读书

生长

进入新千年，中国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并于2001年加入WTO。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共识也在形成：公益不能止于感动，更需要专业和成效。

中国公益事业迎来关键转折。

2004年，“慈善事业”一词首次写入中共中央文件，标志着公益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明确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政策绿灯亮起，企业公益进入“系统化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的外企公益，呈现出两个鲜明转向。

一是从“硬件捐助”转向“软件赋能”。以教育领域为例，单纯的校舍建设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教师培训、课程开发、营养改善等“软性”项目。2008年汶川地震后，这种转变尤为明显——灾后重建中，出现了大量关注心理援助、社区恢复、生计重建的长期项目。早期的“输血式”援助逐渐向“造血式”赋能过渡。

二是从“总部主导”转向“本土共创”。外企开始更注重倾听本地社区的真实需求，并与中国本土的基金会、公益组织深度合作。联合利华的“力士·绿哈达”草原保护项目、IBM的“小小探索者”儿童早期教育项目等，都体现了这种基于自身业务专长、回应本土社会议题的思路。公益，不再是简单的慈善支出，开始被视为一项需要专业管理的战略业务。

伴随着行业转向，安利的公益实践也在发生变化。2003年，安利志愿者协会成立，公益力量从资金捐赠扩展到人力投入，将零散的公益行动整合为有组织的志愿力量。从特奥会服务到珠峰环保行动，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各种社会需要的场合。这一时期安利在公益项目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探索状态，各地分公司根据当地需求，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公益项目，公司内部还会每年举办“公益奥斯卡”，征集、点评和推广优秀案例。

安利志愿者为乡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 

在西部，与支教团的合作催生了无数动人联结。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女孩，虽未达资助标准，却被安利员工个人长期资助，最终从牧区走进师范学院，成为林芝的一名教师。在云南，跟随医疗队深入山区筛查唇腭裂患儿的经历，则让一位上海支教女孩与公司结缘，她后来加入安利，将公益热忱转化为职业路径，至今已近二十年。

环保成为此阶段另一重要的公益主题。安利当时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公益策略：一体是动员全国的营销伙伴成为志愿者；两翼分别是关爱儿童和环境保护。

在环保领域，安利的行动颇具前瞻性。2002年6月1日，安利与极地研究机构合作，邀请“环保小天使”王君婧和中小学生登上停泊在上海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举办环保教育活动。正是通过这次活动，安利了解到中国极地科考在清洁用品上面临的特殊环保要求。

南极生态环境脆弱，对清洁用品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无磷、可快速生物降解、浓缩设计、对环境无污染。经过全面考察，安利的产品因完全符合这些要求，从2002年起被指定为中国南极中山站、长城站和“雪龙号”的专用清洁品，这一合作持续二十余年。用极地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不是安利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安利”。

安利自2002年起连续赞助极地科考队家居及个人护理用品 

在雪域之巅，安利志愿者参与了“清扫珠峰”环保行动，后来又发展为在全国各地“清扫名山大川”。在城市中，“环保嘉年华”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绿色理念。

安利志愿者清扫名山大川

安利“环保嘉年华”活动 

这些分散各地、因地制宜的项目，虽各有侧重，却都贯穿着一致的脉络：以企业的核心能力回应真实的社会需求，以志愿者的参与构建情感连接，以可持续的模式追求长效影响。

重塑

2008年，汶川地震，也震出了全民慈善的井喷式能量。据统计，境内外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折计760.22亿元，1300多万名志愿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救灾。全年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更达1070亿元，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民参与感，让慈善从“少数人的高尚行为”变成了“多数人的日常可能”。

然而，高潮之下暗流涌动。巨额善款的管理、分配与监督，对尚在成长期的中国公益体系构成了严峻考验。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托危机，公众热情骤冷。这场风波无情地暴露了行业的深层问题：行政过度介入、透明度不足、专业能力缺失。

信任的重建，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质性的变革。一些敏锐的公益组织开始寻求转型之路，专业化、透明化、效率化成为关键词。

正是这一年，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成为国内首家由民政部主管、有跨国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彭翔解释这一决策：“那时安利在中国已经做了十几年公益，公司希望做一些更专业、能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能推动一些改变的事情。”

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 

从“撒芝麻盐”式的广泛支持，到聚焦特定领域、追求深度影响，安利的转变呼应了整个公益行业的进化方向。基金会成立后的首个核心项目“春苗营养计划”，瞄准了当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地时“最后一公里”的厨房设备与管理短板，直面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的餐食困境。

项目启动的2011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尚未出台。安利公益基金会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现实：许多乡村学校没有正规厨房，孩子们在破旧木桶中蒸饭，黄豆白米上舀一小勺猪油，这样不变的午饭一吃就是几年。由于木桶没有压力，蒸熟一桶饭需要两三个小时，猪油氧化的味道弥漫校园。更让人担忧的是，项目前测发现部分乡村学校儿童的贫血率达到40%。

乡村孩子吃黄豆蒸饭

“春苗营养计划”项目应运而生，为乡村学校建设标准化厨房，配备蒸饭车、冰箱、消毒柜等设备，培训食堂厨师，并提供营养食谱。项目设计体现了明显的专业化思路：前测后测对比、数据化评估、标准化复制。

“春苗营养计划”项目受益儿童

作为一家企业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最大的优势是用管理企业的思路和方法去管理慈善机构。专业化管理带来可量化的成果。五年间，“春苗营养计划”惠及194万名乡村儿童，被多家企业和地方政府借鉴复制。更富有深意的是，项目启动一年后，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出台，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60亿元，惠及2600万学生。

公益项目与公共政策形成良性互动，这在十年前的中国还不多见。安利公益基金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当“吃得饱”问题基本解决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需求。调研发现，虽然餐食改善，但许多乡村儿童依然存在贫血、多病等问题，尤其是3-5岁的学龄前儿童，往往处于健康管理的“空白地带”。2015年，“为5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启动，通过营养补充、健康测评和家长教育进行干预。此后，该项目成为政协委员提案和人大代表建议参考，持续获得政府关注，为国家儿童营养战略提供实践依据。

“为5加油”项目受益儿童 

这一时期，中国公益的整体面貌也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出台，酝酿十余年的慈善基本法终于问世，慈善事业进入“依法行善、以法治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采用“大慈善”概念，将传统慈善救助和现代公益服务统称为“慈善”，公益的边界被大大拓宽。

共生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公益的议题向更深处延伸，公众的公益意识从“扶危济困”向“促进公平、追求美好”演进。

外企的公益实践也随之进化，核心词是“共创”与“共生”。

在乡村，孩子们的物质条件已大幅改善，但新的需求浮现：缺乏游戏空间、缺乏高质量陪伴、缺乏心理支持。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健康童乐园”项目在家庭和幼儿园中，为0-6岁儿童打造一个提高儿童身心健康水平的乐园，同时提供健康指导和教育课程，让儿童在玩中学，养成受益一生的健康习惯。截至2025年11月底，健康童乐园项目累计覆盖12省52县（市）26900户0-3岁家庭，幼儿园版覆盖25省109县（市）受益儿童达226401名。

“健康童乐园”项目受益儿童

当公益不断向纵深推进，企业的责任边界也被重新定义。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理念从金融市场走向广泛实践，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新标尺。2023年，非上市公司安利发布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安利（中国）总裁余放代表公司向社会郑重承诺，“我们将在2038年实现安利（中国）的企业碳中和，为助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

安利（中国）总裁余放发布企业碳中和路线图

这一承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企业基因的延续。安利创办人理查·狄维士曾说过：“在创立之初，我们就下定决心制造那些不会污染家乡河流、危及植物的产品，因为我们不想伤害自己的家园。”这句带着强烈个人情感的表达，后来被不断转译为企业生产制度、运营标准流程。

当绿色理念走向实践，它自然延伸到了更具体的空间。安利在湖北咸宁的大健康智创园，屋顶铺设着4478块光伏板，天气晴好时可满足园区全天用电。这里的目标是成为安利全球首家“零碳工厂”。遍布全国的几十个纽崔莱认证有机农场，严格遵循有机标准：用蚯蚓松土，以蜜蜂授粉，杜绝化学农药。

安利湖北咸宁大健康智创园屋顶铺设光伏板 

2023年和2025年，纽崔莱旗下的蛋白粉产品和中草药系列全线产品分别实现了“碳中和”，意味着从种植、加工、包装到运输，每个环节的碳足迹都被精确测算与抵消。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可持续供应链体系。

当制度与设施逐步铺开，可持续也开始向企业内部的日常文化渗透。“勿以碳少而不为”这句由员工提出的口号，在公司内部被反复引用，成为一种集体默契。员工成立了多个环保社群，每次环保行动都能迅速聚集上百人：低碳通勤、垃圾分类、周末植树、线上减碳知识赛……安利还推出了面向广大营销人员和消费者的“碳账本”小程序，将个人低碳出行、减塑消费、环保购物等行为转化为可记录的减碳数据，并据此投入资金支持海草床、红树林等生态修复项目，哪怕个人减碳尚未进入正式的碳交易体系。从有机种植的最上游到消费习惯的最下游，安利正试图完成绿色低碳的运营闭环。 

公众扫码参与“安利个人碳中和倡导行动”

这种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的变化，并非孤立发生。回看过去十年，中国公益整体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内化”过程：公益不再只是项目清单或捐赠数字，而是逐渐嵌入企业运行方式与社会治理逻辑之中。这既是中国公益走向成熟的十年，也是外企与中国社会深度共融的十年。

一方面，公益议题与国家大计同频共振。在“健康中国”战略下，诸多医药健康类外企将公益资源投向基层医疗能力建设、重大疾病防治、儿童营养改善以及健康生活方式塑造等领域。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制造业外企纷纷展示其在绿色生产、供应链减碳、环保教育上的行动。这些项目往往设计精密、周期长、注重可量化的社会影响评估。

另一方面，公益融入运营和地方社区。企业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项目“赞助方”，而是希望成为社区发展的“合伙人”。例如，一些车企在工厂所在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些快消企业助力本地农产品的绿色转型与销售。

当一家企业在同一片土地上持续投入、反复生长，它所留下的痕迹，往往会慢慢溢出商业范畴，进入更宏大的叙事之中：产业如何演进，城市如何更新，人与工作、生活如何重新组合。时间一旦拉长，企业与地方的关系，便不再是简单的落户与投资，而是彼此塑形。

安利与广州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中展开。1995年，这家企业落户广州，随后三十年间十次增资扩产，从生产制造延伸到研发中心和美好生活创业平台的建设。它的业务版图不断扩大，恰好也映照着广州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型路径。

2025年，广州提出“城市合伙人”计划，安利成为首批获得这一称号的企业之一。这不仅是荣誉，更是角色转变——从“贡献者”转向“共建者”。

在广州城市新中轴线的海心沙，由安利参与建设的志愿服务主题公园拔地而起；在工厂所在的黄埔区，沿扶胥古运河而建的“安利美好生活广场”，成为各类美好生活社群开展活动的新空间；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的赛场内外，活跃着安利志愿者的身影。

安利美好生活广场

融入，而非简单回馈；共建，而非单向给予——这或许是企业公益在当代中国的新内涵。公益的边界变得模糊，它与企业的业务运营、员工参与、社区建设乃至政策对话日益交织，形成更有机的共生关系。

将视线从广州放眼全国，对安利而言，投资中国三十年的最大经验正是“融入”，融入城市产业布局，融入中国健康战略，融入大众的生活方式变迁。当企业发展与城市、生活同频共振，公益不再只是善意，而是推动社会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生长。

今年春天，安利宣布未来5年将在中国追加21亿元投资，并继续加码本土研发、数智化升级与绿色供应链的建设。这笔资金被视为其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参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更加深度融入中国社会的重要信号。

在庆祝投资中国30年之际，安利宣布已总计帮助超过512万名儿童。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童年被温柔以待的故事。但比数字更重要的，或许是这家企业与中国社会共同成长的历程本身——从学习到参与，从参与到共创，每一步都刻录着时代的印记。

安利公益项目受益儿童

从希望小学的第一块砖，到乡村厨房的第一缕炊烟；从水上小学的摇橹与琅琅书声，到健康童乐园的阵阵欢笑；从西部支教的坚守，到南极科考的环保承诺；从贡献税收，到城市共建——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叙事，每一步都记录着社会的进步，每一次转变都呼应着时代的需求。

从1995年到2025年，三十年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公益的形式与深度，不变的是善意的本质与温度。在这部未完成的史诗中，每一次真诚的参与，都在为下一个春天积蓄力量。

大江大河，奔流不息。当商业的浪潮与社会的需求相遇，所激荡出的不只是财富，还有那些关于平等、尊严与可持续未来的共同想象。无论未来中国公益走向何处，那些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地、理解中国问题并愿意与中国社会共同前行的企业，将在更长的时间里，继续见证并参与中国社会的下一阶段发展。安利也将一如既往地在这片热土不断探索，正如其一直秉承的愿景：扎根在中国，创造在中国，贡献在中国。

*文中图片由安利基金会提供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