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梁：进退之间，皆是向前

在成为世界第二、中国首位完成“14+7+2”壮举的探险家之前，张梁是深圳一名与数字打交道的银行职员。他的世界由绝对的平衡与精确构成——分毫不差的账目，规律作息的时间，两点一线的生活波澜不惊，稳定得如同钟摆。

然而，稳定之下，一个巨大的疑问始终在蛰伏、跃动：生活是否只有这一种确定的模样？

2000年5月，青海玉珠峰发生山难，遇难者中包括两位他在深圳户外圈的朋友。悲伤之余，一个疑问击中了他：雪山究竟拥有怎样致命的魅力？

为了寻找答案，同年9月，36岁的他踏上了攀登玉珠峰的旅程。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发誓“再也不爬了”。但咬牙坚持登顶后，那片前所未有的视野，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天窗”。答案的第一笔，写在了对“安稳”的主动背离之上。

山野的“未知”与“真实”，散发着比银行柜台“确定的数字”更原始而强大的吸引力。

真正的方向，常常在路上清晰。2009年，在成功登顶马纳斯鲁峰后，同行的王石在山巅问他：“有没有想过登完全球所有14座8000米级雪山？”张梁当时并不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只是随口回应：“那就试试吧。”

张梁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每年一座，充分准备，尊重山的规律。他不着急，对他而言，“我登的是有形的山，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攀无形的峰”。

“真正的胜利，是保有下一次的权利”。这种在极限压力下冷却热血、评估风险、敢于止步的“行进抉择”，是他独有的人生节奏。正如问界所信仰的，最强大的前进，往往源于最清醒的守护。真正的系统，是在你专注巅峰时，为你周全每一步；在你需要回旋时，赋予你沉稳的底气。

在咫尺之巅转身，于生死线上抉择

在张梁人物传记《我在地球边缘》里，作者写道，在十数年来险象环生的攀登历程中，张梁几乎没有受过什么严重的伤，没有任何一根手指或脚趾因为冻伤而被截掉，身上也没有留下其他后遗症。全世界很多著名的登山家都长眠于雪山之上，抑或是身上留下了很多登山事故造成的伤痕，张梁却始终保持着健康、完整的身体。

或许在普通人的认知中，会花十几年时间攀登各种高山，一定是对冒险的热情异于常人的狂热者，感性而疯狂。但张梁不是，相反，他是冷静的，异常冷静。

攀登时，他严谨，理性，甚至有些保守。一次平安攀登可能多少要感谢好运气，但多年的平安攀登，绝非“幸运”两个字可以简单概括。银行工作培养的细致、风险意识，演化成一套精密如系统的工程方法论。他将每一次远征都视为一项必须周密计算的工程。这种工程思维，具象化为一个不起眼的黑色笔记本。每座山，一个新本子。多年来，这样的本子已攒了厚厚一摞。

翻开本子，里面事无巨细：签证办理、款项支付、保险、卫星电话调试、外币兑换……仅是装备清单，就能密密麻麻写满七页纸。他还会进一步细化，分出“徒步进大本营”与“大本营至一号营地”等不同阶段的专属清单。考虑到高海拔饮食极易引发口腔溃疡，他总不忘写下“西瓜霜”，并备注“带小镜子”——这样，在极度寒冷与疲惫中，他也能一手持镜，一手精准上药。

“14+7+2”这组数字，在攀登者眼中有着不同寻常的诱惑力，它被称为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探险路上，不仅是在与高度对抗，更是与无数瞬息万变、如影随形、不可预测的危险周旋。

在张梁的探险传奇中，他遇到过无数次瞬间发生的雪崩，踏过数不清的明冰裂缝与更危险的暗裂缝，在海拔八千米以上、坡度超过五十度的冰壁上，每一次挥镐和踢冰，体力的消耗与坠落的风险呈指数级增长。“那基本上每一次攀登都是一种绝望，甚至崩溃的状态。”

“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得活着回来，我绝对不会去玩命登山。”最终支撑他坚持到顶的，绝非单纯的体力。“是意志力，是良好的心态，是强大的后勤保障团队，以及正确的判断。”，他的攀登记录印证了这一点：带着这份绝对清醒的攀登信条，在他长达18年、36次攀登的史诗中，他共4次濒临死亡，12名队友遇难，9次放弃冲顶，数次死里逃生。

其中，2014年安纳普尔纳峰的两次经历，将抉择的千钧重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安纳普尔纳峰以极高的死亡率被称为“杀手峰”。当时，山上积雪及腰，冰壁陡峭。在海拔7500米处，补给耗尽，队员精疲力竭，他做出了比继续向上更让人难受的决定：下撤。

撤回大本营后，他面对摄像机镜头，声音因疲惫、缺氧和巨大的情绪波动而颤抖：“我喜欢登山，非常热爱雪山，但我更热爱生活。再见，安纳普尔纳；再见，雪山。”那次冲击之大，让他一度想退出登山界。

然而，真正的追问并未停止：是恐惧战胜了热爱，还是对生命的敬畏指引了新的方向？

带着这个问题，他于2015年3月重返安纳普尔纳峰，并成功登顶。下撤途中，危险再次不期而至：向导在黑夜中迷路，他只能声嘶力竭地呼喊队友，让大家保持清醒，直到天色破晓才安全返回。

他的“放弃”绝非怯懦，而是基于所有感官信息的“联合报警”——对天气、体能、路况的综合研判，以及对于队友状态的敏锐察觉，就像一位顶尖驾驶者在复杂路况中的直觉：真正的安全不在于能飙驰多快，而在于对潜在风险的感知，和在千钧一发之际能够从容、果断制动的底气与智慧。他深知：“学会舍得，学会放弃，不知进退，不得人生。”

这种基于系统评估的“进退还转”，正是顶级探索者的智慧——如同最卓越的驾驭，不仅在于澎湃向前的动力，更在于对复杂路况的精准感知，以及在瞬息万变中作出最优判断的底气。问界所致力构建的，正是这样一种让探索者心无旁骛、专注前路的可靠系统。

登顶之后，问“何处是下一座山”

2018年6月8日，阿拉斯加时间9点30分，张梁站在北美洲最高峰迪纳利峰之巅，展开了那面跟随他18年的五星红旗。他实现了“14+7+2”的人类登山探险终极梦想，成为完成此壮举的世界第二人、中国第一人，站在了世俗意义的“顶峰”。

那个最初的疑问再次回响：然后呢？

他的答案，是投向覆盖地球表面70%的海洋。

“第一次上帆船，我连站都站不稳。”他笑道。在45度倾斜的甲板上行走、在摇晃的船舱里睡觉、在暴风雨中操作绳索……一切都是新的挑战。登山时，困难是可见的——陡坡、冰裂缝、暴风雪；航海中，危险常常是隐形的——暗流、突如其来的风暴、远离陆地的孤独。

从追求坐标的“高度”，到探索生命的“广度”；从“征服”自然的冲动，到“共处”与“顺应”的领悟。

“在大西洋，常常一个岛都没有，根本看不到岸，”他描述道，“晚上远远看到货轮的灯光，都会非常兴奋。但绝大部分时间，是长时间处于绝对的孤独与寂寞之中。”这种体验，与登山时面对具体险阻的恐惧截然不同，那种浩瀚中的渺小和孤独感，是一种在无尽空旷中与自我对峙的深邃宁静。

这种转换彻底重塑了他对“节奏”的认知。登山是爆发式的、目标明确的阶段性冲刺，路径是相对固定的；而航海是持续的，没有固定的路径，只有不断变化的风与洋流，需要根据风向、天气不断调整航向的漫长航行，没有明显的“冲刺”与“休息”的分界。他必须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在动态平衡中寻找航向。这像极了在复杂人生路况中的持续前行——不再仅仅盯着一个固定的地理终点，而是根据实时“路况”灵活调整，在持续的发问与反馈中，找到最稳健也最开阔的航迹。

完成“14+7+2”，对他而言，“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放眼世界，放眼人生。

探险最终带给他的，从来不是抵达终点，不是拿到一个可以封装起来的确定答案，而是一种将自己永远置于“在路上”的发问状态，是持续“向世界发问，也向自己内心追问”的状态——“人生不设限，处处是高山”，这与问界“突破边界”的精神同频共振：真正的边界，从来不在外部地图上，而在我们停止发问、停止好奇的那一刻。

在路上发问，在路上找答案

人生的边界在哪里？是办公室的隔板，是已知的海岸线，还是我们为自己预设的极限？真正的探索者，会用一生去追问。“问界”所崇尚的，正是这种“以问求索”的姿态——向世界发问，向未知发问，更向内心的渴望与恐惧发问，在不断的叩问中，突破一层层有形与无形的边界。

张梁用二十年光阴，在雪峰与海浪之间，写下一份关于“进退”的答卷。那并非征服的宣言，而是与自我、与自然、与命运的和解与对话。他的故事，超越攀登本身，揭示出更深的智慧：真正的强大，来源于清醒的自我认知；真正的自由，诞生于对风险的敬畏与对机遇的敏锐。

而他的节奏感，来源于一次又一次在人生岔路口的主动选择。始于打破安稳生活、听从内心召唤的勇气；成于生死边缘、知进知退的清醒；终于巅峰时刻后转身航向更广阔未知的开阔。

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始于一个强烈的疑问；他的每一段征程，都是对那个疑问的漫长回答。他攀登的不仅是自然的高峰，更是“自我认知”与“生命可能”的险峰。

如今，他依然在路上。这一次，他与问界M9同行，在蜿蜒山路上展开一场关于“人生节奏”的对话。车窗外层林尽染，山路如人生般起伏；车内是从容的掌控与深静的思索。人生的节奏，最终是在每一次油门与刹车的配合中，在每一次直道加速与弯道缓行的转换中，在每一次风雨中的坚持与晴空下的享受中，被逐渐塑造出来的。

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自己人生的驾驶者与攀登者？或许不曾踏足雪山、穿越海洋，却同样在生活的陡坡与路口前，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和问界一起，问问世界，也问问自己——面对生活的高山，如何在进与退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

答案，从来不在终点，而在路上。向前是勇气，回头是智慧，而真正的抵达，是始终走在“成为自己”的路上。

问界与张梁同行，亦与所有敢于“抬头提问、躬身前行”的探索者同行。探索，不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为了保持发问的姿态，在进退抉择间，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生命气象。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