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控枪的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出现父子射杀16人的惨案?
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震荡,正是因为它击中了多个敏感交汇点:公共空间、宗教身份、国际冲突的本地化投射,以及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移民在满足宗教与文化需求的同时,因语言、教育和就业等结构性落差出现社区间不平衡;青少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常在主流认同与家族期待之间游移,身份焦虑逐渐汇聚成一股长期积累的社会负面能量。
网络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年轻人在线接触意识形态宣导,形成虚拟社群,同时又因缺乏线下监管和心理辅导,导致极端信仰与行动在家庭和学校之外逐渐成型。这些案例的共通点在于:身份困惑、社会隔离与制度空隙相互叠加,形成了高风险行为的温床。
责任编辑:李屾淼
2025年12月14日傍晚,距日落还有1个多小时,两名枪手——同时也是一对父子,在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附近的一座桥上,向正在庆祝犹太裔光明节的人群开火,导致至少16人死亡(其中一名是枪手本人)、四十多人受伤。
警方称,这是一场明显带有恐怖主义、反犹太动机的袭击。这也是1996年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那场导致35人死亡的枪击事件之后,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这次事件不仅是对生命的公然践踏,也将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枪支管制,推到了公众审视的风口浪尖:是什么让被视为“世界上控枪最严格之一”的国家,出现了性质如此恶劣的枪械暴力?政府如何回应?社会能否再度形成强有力的共识,以遏制枪支暴力?
2025年12月15日,人们在澳大利亚悉尼悼念邦迪滩枪击事件遇难者(图:新华社)
澳大利亚曾是控枪优等生
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亚瑟港历史遗址发生枪击事件。当天,马丁·布莱恩特在景区内持枪向游客开火,造成35人死亡、23人受伤。
惨案引发了全澳范围的震惊与内省。事发仅数日,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带领联邦政府与各州达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共识:实施全国性枪支管控改革,并将相关规则提升为国家战略。短短一个月内,即通过并签署《国家枪械协议》。
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禁止私人大规模持有自动和半自动武器,仅允许在严格监督下用于特定用途的极少数人使用;引入全国性枪械许可和登记制度,要求所有枪械必须登记在案;
所有拥有者需通过背景审查、心理评估和安全存放检查;设定明确的“真实理由”,私人防卫不能作为许可的理由;推出全国性枪支回购计划,对被禁止武器进行财政补偿、回收并销毁。
政策变动极大削弱了枪支泛滥的土壤,并迅速见效:1997年,总人口不到1900万的澳大利亚约有65万支枪械被回收,随后几十年,大规模枪击几乎绝迹。学界评估认为,这场枪械回收运动,是澳大利亚枪击死亡率长期处于低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年霍华德在国会中的一句话至今仍被引用:“对拥有及使用毁灭性武器的态度,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文化转变。”这正是澳大利亚模式的核心——通过制度与文化双轨推进,让枪支管控不单是法律条文,也逐渐成为主流社会认知的一部分。

2025年12月21日,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被烛光点亮,纪念邦迪海滩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图:视觉中国)
跟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也有很久远的民间持枪历史。但与频繁发生大规模枪击的美国相比,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几乎再无类似惨剧出现,于是被不少国际安全政策专家视为“枪支管制的全球典范”。
澳大利亚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法律和政策上的调整。在社会层面,澳大利亚本身并无长久且根深蒂固的“枪支文化”,民众对枪支的容忍度本就低于美国等国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认为持枪是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为后来跨党派的枪支管制共识提供了文化土壤。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在澳大利亚,枪支产业及利益集团并未演化成像美国那样的深层政治力量。
在美国,枪支利益集团,如全国步枪协会,已成为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它不仅通过政治捐款、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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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