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展望2026|全球ESG治理格局前瞻与中国机遇

2026年正稳步走来，全球深陷经贸与气候治理多重变局。国家气候中心最新气候变化监测表明，过去三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三年；而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贸易碎片化尚未缓解，美国特朗普政府又于年初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国际组织，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与ESG治理分裂。

与之对照，中国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重点任务，释放出坚定信号。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绿色转型正在成为对冲贸易壁垒、稳定产业链，缓解气候政策分化冲击的抓手。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指出，继科技领域之后，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板块，年市场规模突破5万亿美元。

面对全球治理分化与规则博弈的复杂挑战，企业如何构建韧性穿越周期？中国品牌如何借势突围？近日，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对谈多位专家学者，共话2026年全球ESG政策演进、实践争议与深层难题，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破局之道。

受访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何今宇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学域副教授

郭沛源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理事，商道咨询首席专家、商道融绿董事长

张   强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执行主任，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刘轶芳 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国银 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中国区ESG首席专家、IPC-1401 ESG管理体系标准技术组主席

李   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员，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主任

孟   萌 澳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

李   蜚 CDP中国区市场总监

东升西降下的ESG变局：亚太企业或迎更严行动考验

何今宇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学域副教授

ESG（环境、社会及治理）领域的监管与市场约束正持续升级，尤其在“漂绿”治理层面，全球范围内的规制收紧态势已十分明确。近年，欧盟、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环保相关广告及标识的明确指引；2025年更是密集出现多起标志性警示事件，德意志银行收到欧洲史上金额最高的漂绿罚单、SHEIN遭遇法国与意大利双重处罚、始祖鸟在西藏举办的烟花秀引发公众广泛质疑，一系列案例为全球企业的ESG合规敲响了警钟。

已解散的承诺型联盟NZBA与技术型平台PCAF对比分析

“ESG领域单纯靠自愿宣誓摆姿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何今宇指出，净零银行业联盟（NZBA，见上图）的解散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印证。他分析称，市场各方已逐渐意识到，与其堆砌雄心勃勃的目标，不如落地实实在在的行动，“过度承诺、虚假披露等‘漂绿’行为将持续减少，一方面是监管约束趋严，另一方面消费者认知提升也压缩了环保营销的收益空间。”

当前全球ESG披露标准呈现着“东升西降”特征：欧盟适度下调披露要求，美国则推迟相关标准落地，而亚太地区却在持续强化ESG披露规制。这一格局转换，对亚太企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何今宇直言，这将直接导致亚太企业面临更大的ESG行动压力，而压力恰恰是诱发选择性披露、不实披露等风险的重要诱因。他提醒，企业需保持高度警觉，避免为追求“象征性合规”或“虚假合规”而陷入漂绿误区。

从监管演进方向来看，ESG披露数据的真实性核查有望成为未来监管重点。对于企业而言，如何规避披露偏差、远离漂绿？一是以实质行动支撑合规，做到“做多少说多少”；二是重视ESG数据的系统性收集与数据库搭建，披露前务必通过第三方机构开展核实工作，以提升数据可信度。

中国ESG做“加法”：气候治理与公正转型并行，消费类企业或迎来“大考”

郭沛源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理事，商道咨询首席专家、商道融绿董事长

近两年，全球ESG发展格局呈现出“欧美做减法、中国做加法”的鲜明特征，这既是不同市场发展阶段的客观错位，更暗含治理逻辑与价值导向的深层差异。

郭沛源表示，与欧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ESG建设具有较高的政策延续性与战略稳定性。“双碳”目标、美丽中国建设等核心任务并非被动响应国际潮流，而是源于自身对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2025年12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气候变化和能源标准（GRI102&GRI103）中文版，为中国企业对接国际主流披露框架提供参考。身为GRI气候标准技术委员会成员，郭沛源表示，该标准的创新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填补传统GRI标准的多个空白，明确要求企业开展气候情景分析、转型及适应计划等此前较少涉及的内容；二是纳入 “公正转型” 要求，强调企业需披露转型对就业、社区的社会影响，即便这类影响不产生短期重大财务作用。新标准将引领企业转向战略层面的气候风险管理。

不同国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数据来源：Wind、世界银行

内需升级与共同富裕正成为重塑企业ESG实践逻辑的重要变量。从中国“十二五”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到“十四五”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再到“十五五”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内需的战略重要性持续提升。结合不同国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数据可以看到，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也契合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展规律。

在郭沛源看来，这一趋势将直接影响企业ESG布局：新消费龙头需强化ESG工作，匹配消费者可持续需求、降低运营风险；2026年初中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落地，叠加消费者偏好牵引，将倒逼企业把绿色、责任理念融入产品全生命周期。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要求，乡村振兴需在2027年取得实质性进展，2035年取得决定性进展。企业可以跳出传统捐赠模式，结合专业优势参与乡村产业建设，实现可持续帮扶；开展ESG工作可向就业、教育等民生领域倾斜，精准对接社会急难愁盼问题。

社会价值创新：中国ESG从“在场”迈向“主场”的重要路径

张 强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执行主任，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全球社会价值创新与ESG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跃迁。

在张强看来，ESG已不再是企业规避风险、满足合规披露的外部要求，而是全面升级为企业通过主动创新，实现长期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协同创造的“战略内核”，集中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

其一，从边缘到核心的深度内化。ESG不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装饰品，而是扎根于社会价值创新战略的底层逻辑。其二，从共存到共生的模式升级。社会价值创新已突破公益捐赠、单独ESG项目的局限，转向通过商业模式重构，将解决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遇。其三，从单向到共振的全球协同。ESG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国际发达市场的必要通行证，但这种影响并非单向传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绿色消费、可持续供应链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也正在反向输出经验。

张强谈到，自2024年全力推进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体系建设以来，中国的实践范式已从“入场”转向“在场”，下一步核心工作是迈向“主场”。当前仍面临本土优秀案例的国际传播力薄弱、治理透明度仍存国际争议的挑战，“以资本出海为例，国际市场的资金不会为政治叙事买单，但完善的治理结构、透明的信息披露、接轨国际的社会与环境标准，能大幅提升资本接受度。”

通过行业观察，张强判断：一是影响力投资规模持续扩容，国际投资者对“可量化社会影响”的需求仍在持续增长。二是监管需精准赋能，平衡合规性与创新活力；三是企业成为方法论演进的核心载体，腾讯、伊利、联想、阿里等头部企业的社会价值创新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场景与数据，为ESG评级体系优化、方法论完善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未来数年，最具生命力的企业，必然是将社会价值创新作为核心内核的企业。”

ESG标准制定窗口期：本土化亟需行业细则与分步路径

刘轶芳 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前，全球ESG准则体系仍处于动态完善阶段，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等国际组织的准则制定周期相对较长、适配性仍有待实践检验，这对中国ESG标准提出了更大的难度和挑战。

在刘轶芳看来，行业与政策制定层面应主动加速推进ESG标准体系建设；而把握这一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机遇，核心在于明晰实施路径，实现国际趋同与本土创新的精准结合。她强调，中国ESG披露准则已初步搭建国际接轨基础：框架上采纳ISSB“治理-战略-风险机遇管理-指标目标”四要素逻辑，以期降低企业跨境合规成本；原则上兼顾财务重要性的基础上，并不忽视影响重要性；议题上纳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本土内容，凸显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特色需求。

ESG本土化必须解决从通用框架到行业细则的穿透，以及准则体系与标准体系的协同。另外，如果准则与标准本土化不能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设计分层与分步的实施路径，就可能将ESG异化为大型企业的“奢侈品”。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刘轶芳预判，全国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将在这一阶段基本建成，强制披露范围将从部分上市公司大幅扩展至更多大型企业和重点排放单位。届时，企业ESG信息将与财务数据同等接受监管、投资者和公众的严格审视；龙头企业的碳中和承诺将持续传导压力，倒逼全供应链加速绿色转型，成为推动产业低碳升级的重要动力。

从跟随到突围：以ESG认证反向重塑中国制造的品牌影响力

周国银 全球电子协会中国区ESG首席专家，IPC-1401 ESG管理体系标准技术组主席

“ESG标准国际化的核心，关键是付诸行动。”谈及全球ESG认证博弈与中国企业突围，周国银开门见山点明核心。

他认为，国际间ESG认证的核心症结是认知分歧与开放性不足，导致ESG认证单向化、互认难；中国企业曾将绿色贸易视为壁垒，消极应对，未将ESG纳入核心战略，如今这一局面随国内政策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牵引而改变。从标准建设来看，近年来国内ESG标准对国际规则的转化速度较快，但存在原创性不足、领先性缺乏、部分本土内容与国际规则兼容度低的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业务实际的ESG认证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行业正从通用型认证转向行业性、区域性认证，背后正是市场对ESG认证“实用价值”的诉求升级。周国银特别指出，目前国内ESG信披、评级、投资联动薄弱，标准实践经验和市场激励机制尚未成熟。

面对全球ESG标准博弈的复杂格局，中国企业该如何突围，“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又有怎样的机会？

依托中国已在绿色金融领域积累的先行优势，周国银提出发展解法：一是以政府采购与投资为切入点，建立ESG认证机制发挥示范作用；二是用好“买家话语权”，对进口大宗商品和消费品提出ESG认证要求，“既然中国出口商品需遵守他国ESG规则，那么进口环节亦可构建对等标准”。他同时建议从原创标准创新、国际兼容性提升、实践经验积累、市场激励机制构建四方面试点突破，待形成成熟经验后深化国际交流，主动参与全球ESG治理机制构建。

应对国际ESG贸易规则：把握平衡之道，跳出低水平内卷

李  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员，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主任

“出海越来越紧迫，ESG也越来越紧迫。”谈及过去一年中国出海企业的ESG实践，李丽表示，ESG愈发成为决定企业能否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

对于2026年，李丽谈到，无论布局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企业都需聚焦本地化议题，做好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以“本土共建者”定位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环境价值。

目前，欧盟一系列ESG法规已形成覆盖生产、贸易、消费的绿色监管网络。其中，CBAM修订案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续还将扩容覆盖近180个复合金属产品；CSDDD、ESPR、新电池法案等法规也将分阶段落地，覆盖消费品、电池、农林产品等多个领域。

部分欧盟重点可持续法规梳理，资料来源：商务部及相关网站

李丽表示，欧盟政策逻辑兼具双重性：CBAM扩容旨在维护欧盟本土低碳竞争优势，防范“碳泄露”风险；CSDDD则是通过强制性法规强化供应链监管，弥补自愿性标准的不足。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这类规则也是欧盟重塑产业竞争力、为本土企业优化合规成本的手段。

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规则，2026年制造型企业该如何应对？

李丽给出思路：回归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本质，用系统思维构建业务与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的框架，将合规要求与企业目标结合，既防控风险，也挖掘绿色机遇，跳出低水平内卷。

在跨市场弹性合规框架构建上，核心是围绕业务影响“因地制宜”，结合属地法规、国际规则等确定差异化重点。当前不少企业ESG合规由总部集权管控，易导致海外分支机构难以针对性开展工作。企业需重新设计总部与分支机构的合规逻辑，将本地化ESG问题纳入海外公司核心业务范畴，在全球统一标准与本地差异化需求间找到平衡。

全球碳市场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重构

孟  萌 澳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

作为碳中和核心政策工具，碳市场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全球碳市场正处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重构的关键转折点，呈现出强制体系加速扩容、自愿市场高质量转型、以及国际规则正式落地的格局。”孟萌进一步阐释，规范化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2025年以来多项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方法学的密集发布，为自愿减排项目的开发、核算与交易提供了清晰的规范依据。

关于行业关注的2026年碳价走势，孟萌预判大概率波动上升且呈阶梯式特征：配额总量缩减、高耗能行业纳入带来需求增长，叠加CCER供给有限，将推动价格上行；但宏观经济等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引发阶段性调整。

尽管全球碳市场的规则化进程提速，但全球市场融合发展仍面临障碍：市场标准和配套基础设施碎片化，各类减排项目核算标准繁杂多元；数据质量与可信度不足；监管协同性薄弱，政策变动引发的合规风险始终存在。

澳门碳交易所自2024年成立，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标准和规则建设。孟萌表示，澳门碳交易所将进一步发展国际市场合作网络，丰富多元化、高标准的碳信用产品供给和碳信用质量标准建设，为中国碳市场与全球市场的高效衔接、深度融合搭建起坚实的桥梁，积极对外宣传中国碳市场的成效和经验，讲好绿色发展的中国故事。

ESG数据治理：应让披露价值回归，摒弃形式化堆砌

李蜚 CDP中国区市场总监

当前，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在欧美市场，企业及投资者正面临政策层面的调整与不确定性，这增加了全球可持续治理的复杂性。相比之下，中国在气候领域保持政策连贯性，为市场提供稳定预期，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沿着明确的方向稳步推进其可持续发展实践。

CDP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披露企业数量从24800家降至22100家。李蜚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全球部分地区的政策不确定性及企业对披露成本的考量有关。然而，企业披露质量仍在提升：2025年全球共有877家企业进入CDP A名单，较前一年增长70%，获A评分企业占比从2%升至4%。中国企业披露质量同步上升，数量则呈现"有增有减、整体平衡"的态势，增量主要受投资者的驱动。

谈及第三方披露平台的作用，李蜚表示，独立自愿的平台虽不具备强制力，但可通过市场机制带动企业披露意愿。CDP通过交叉核验、三方核查等方式提升数据可信度，其评分助力企业内外部沟通工作进展，也已成为第三方咨询机构帮助企业识别短板、制定改进方案的参考。目前，CDP正推动其气候问卷与中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对标，致力于实现"一次填报，多方读取"，减轻企业披露负担。

针对当前部分企业追求"数据点全覆盖"的现象，李蜚指出，ESG数据管理和披露的核心在于为战略与决策提供支持，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完整。他呼吁实现“披露的价值回归”：企业应避免数据堆砌，转而聚焦对业务有实质性影响、与商业风险及决策紧密相关的信息，让实际效用决定披露的广度与深度。这不仅有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也能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参考资料：

World Economic Forum. Already a Multi-Trillion-Dollar Market: CEO Guide to Growth in the Green Economy [R]. Annual Report, 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