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展望2026｜全球监管收紧下的中国供应链考验

南亚一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的建设团队完成营地建设不久，便接到项目投资方的合规审查通知。审查意见指出，项目存在ESG风险，其中一项要求是：工人宿舍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8平方米。

这一标准远高于当地法规和行业惯例。整改清单中每人居住面积、浴室位置、洗衣设施、食品制备场所等都需按照高标准落实。项目负责人感到措手不及，并非不愿整改，只是这些要求在合同中仅有一句笼统表述“项目需符合环境、健康与安全通用指南”：“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就知晓那些细则。”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制造业。一家为欧美市场供货的小家电企业，在第三方尽职调查中被指出存在“用工风险”——生产线中有来自技校的实习学生，在欧美语境中被视为用工不规范，订单随即被暂停。

南方周末访谈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些案例并非个别企业“踩线”，而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经常遭遇的一种现实。近年来，欧盟的零毁林法案、《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法规对供应链社会和环境管理要求逐渐提升，加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全球贸易呈现出更多不确定性。

如今全球贸易五成以上由中间产品构成，中国中间品出口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在全球供应链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不少声音认为全球ESG要求的提升，是一种针对中国供应链的“贸易壁垒”。如何理解这种趋势，中国企业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为此我们采访了多位专家，基于各自深耕的领域与实践经验，从不同维度剖析了问题、提出了建议。

航拍视角下的广州南沙集装箱货柜码头 视觉中国|图

全球的趋势：供应链监管的时代到来

在全球 ESG 浪潮推动下，中国供应链正面临来自国际规则、企业自身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多重考验。专家一致认为需要正确认识这种考验，才能综合多方力量采取有效的应对行动。

正确认识ESG监管升级的要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丽认为，欧美国家推动环境与社会相关规则，既源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劳工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包含一定的贸易保护考量。其现实背景在于，中国企业的产能、价格竞争力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快速提升，打破了原有贸易格局，引发焦虑。ESG法规要求日趋严格，可视为一种国家间竞争的正常制衡手段，早在20多年前 SA8000 标准推出时，类似逻辑便已存在，如今只是被纳入法律法规，约束更具强制性。

“这一转向并非突然发生，”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豆国威说，“以绿色供应链管理为例，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污染减排、资源节约等环境议题，近年研究则将其视为一套覆盖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交付及末端处置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并将劳工权益、供应商责任等社会维度纳入。这一转向，也为当前供应链监管从单点要求走向系统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确的标准好过一刀切的制裁。“对比美国对芯片的‘一刀切禁令’或超高关税，其他国家以环境、社会标准为核心的规则至少给企业提供了‘通过合规达标参与贸易’的路径，本质是贸易治理方式的差异，而非绝对的‘恶意壁垒’。”李丽指出，“以欧盟为例，其供应链安全是‘来源多样化’。若在一些产业领域，仅中国企业能以成本效益优势满足其高标准要求，欧盟大概率也会调整相关法规，避免供应链过度依赖单一主体。”

供应链审查重心在往多级渗透。IPC-1401ESG管理体系标准技术组主席周国银认为，科技的进步、媒介的发达，客观上为供应链透明追溯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多级追溯、数据盘查成为可能。尽管近期欧盟对供应链审查立法标准比初稿有所降低，但是核心规则并没有松动，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影响供应链ESG审查的执行节奏，但不会改变这个趋势。

“供应链审查的重心已在改变，”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媛媛指出，“责任正沿着供应链不断向下游和深层延伸，一级供应商不再是终点，分包商、承建商的劳工、原材料、社区表现等都被纳入合规审查的视野之中。即便企业自身没有直接违规，也可能因未能证明已尽合理监督义务而被问责。”

企业的困境：高标准与低认知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背景下，企业海外运营的挑战已从单一的合法经营风险转向ESG多维度合规挑战，中国企业目前应对仍显被动。而在海外经营的ESG风险中，相比有较为清晰量化标准的环境议题，社会议题依托制度背景、市场环境和价值判断，同样的用工方式在不同市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这也成为中国企业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中国企业在S（社会）实践上的“水土不服”。“一旦进入人权、强迫劳动、工会权利等语境，长期在国内市场成长起来的企业易出现‘规则盲区’。这些要求不仅包括确保企业海外工厂遵守当地的劳工标准，更延伸至如何妥善组建工会、管理社区关系，以及维护原住民权利等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议题。很多企业直到纳入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品牌或非政府组织的审查视野，才意识到自身已处在高度敏感的风险领域。”朱媛媛指出。

“复杂的标准体系，也在增加中国企业合规成本。”朱媛媛说，“国际客户、多边开发银行的ESG要求是一套具备‘核心政策→配套指南→实施细则’的规则体系，合同中仅精炼为一两句条款，企业签约时不了解背后的复杂要求，直到被调查、被制裁、被处罚时才了解具体要求，信息差导致全程被动。”

认知偏差、相关能力和服务不足。周国银认为中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从“被动应付”向“痛苦转型”的阶段，仅少数龙头企业开始进入适应期。当前企业的 ESG 响应呈现被动化和浅层化特征：一方面，将其误解为脱离业务的宏观口号；另一方面，又陷入报告、认证等形式主义，未能真正融入生产、采购和人力资源管理之中。

豆国威指出，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企业高层往往能够理解绿色转型的长期价值，但在组织内部，采购、生产、物流等部门仍然沿用传统的绩效考核逻辑，绿色目标没有真正进入日常决策体系，最终变成“写在报告里、停在文件中”。而在缺乏稳定订单、价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尤其容易将绿色转型视为“为未来买单”，缺乏现实动力。

李丽指出，要完全满足海外客户或监管部门的 ESG 要求，构建数字化管理体系往往需要高额投入，远超多数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企业对规则理解不足，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成本焦虑。但从长期看，合规并非“无底洞”。TÜV 南德可持续发展经理朱文君认为，当尽责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合规成本将趋于稳定，违规风险反而显著下降。

“事实上，八成以上的合规改进无需真金白银，仅需调整行为模式（如规范护照管理、记录能源消耗）。”李丽说：“目前市场上合规服务缺口大，生产性服务业（如合规咨询、法律支持）低成本的适配方案稀缺，于是出现找不到合规的供应商而订单流失的情况。”

缺少应对国际规则的对话机制。行业支撑体系的薄弱，客观上也在影响企业供应链合规。李丽指出：“中国企业加入WTO以来，一直作为‘规则接受者’参与全球贸易，缺乏主动制定规则意识，也缺少与规则谈判的经验和能力。”周国银也指出：“中国企业在国际规则面前，往往是原子化存在，缺少有意愿、有能力的行业组织代表发声、表达需求。比如2016年中国玩具业与ICTI国际玩具业规则发生激烈ESG冲突，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借机建立与国际玩具行业的对话机制。”

这造成了中国企业在国际标准面前的被动。“中国企业承建多边开发银行（如世行、亚行、非行等）的项目时，这种情况更突出。”朱媛媛补充道，“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制度环境有限，但国际审核所依据的，往往是以发达经济体为背景形成的统一高标准。从工地营地建设到员工申诉渠道，从社区影响评估到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并未因当地现实而明显下调。”

破局的路径：将规则压力转化为可执行的日常实践

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立足企业实际痛点，从意识构建、链条协同、生态支撑、规则对接等维度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兼顾合规要求与发展实效。

首先，要破除“合规即负担”“一劳永逸合规” 的误区。李丽指出，监管方向已经明确，企业最重要的并不是追求所谓的“完美合规”，而是建立一种与全球规则长期共存的能力，把可持续发展从一次次应付检查的任务，转化为可持续的管理逻辑。在她看来，ESG并不是一套独立运行的外部体系，而是对企业既有经营行为的重新组织。企业每天都在用工、采购、排放和安全管理，这些行为本就存在，只是需要被纳入一个可识别、可评估、可改进的管理框架之中。

其次，让ESG标准和法规真正变成“能落地的工作规范”。朱媛媛提醒企业，不要等“出事”之后，才开始理解规则。从她处理的大量案件来看，多数合规调查中，惩罚并非首要目标，纠正才是常态。相比问题发生后被动接受审查，企业更需在事前建立制度、流程和记录体系，包括排污数据、劳工管理、分包合同、风险评估记录等，为合规“留痕”。即便这些流程并不完美，也能在关键时刻证明企业已经履行风险管理义务，为沟通和解释保留空间。

第三，供应链主体从各自合规向链条共建。随着责任不断向下游和深层传导，单点合规的时代已经结束。周国银认为，企业不能再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需要加强与上下游的协同管理，识别共性风险，通过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主体需采取差异化策略。中小企业应优先聚焦影响订单和准入的核心风险，避免被合规要求压垮；龙头企业需站在行业和商业生态角度树立行业标杆，将ESG标准纳入投资、采购、制造和销售等核心业务，优先选择ESG高标准合作伙伴，牵头制定和推广行业ESG标准化。

“扩大供应链的绿色投入并不必然意味着‘短期亏损’。”豆国威说：“多项研究表明，当核心企业通过信息共享、联合研发、收益分担等机制，与供应商形成更紧密的协作关系时，绿色投入反而有可能放大整个供应链的综合收益。例如，围绕绿色材料、绿色工艺的联合开发，不仅可以分摊初期成本，也有助于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从能力建设的角度看，链主企业至少需要补齐三类关键能力：一是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和数据追溯能力；二是从交易关系转向生态协作，构建稳定的供应链合作网络；三是理解并重构绿色投入背后的商业价值，使可持续发展不再只是合规成本，而成为可被识别和管理的竞争优势。”

第四，完善公共服务托起供应链发展底盘。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单靠企业个体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规则环境，亟需构建更完善的外部支撑体系。政府、行业组织和公共机构应协同合作，帮助企业降低重复投入、提升整体能力，并在争议性议题中主动发声，避免某些议题被简单标签化。

钢铁、纺织、矿业、玩具、光伏等行业，已经探索出一定的规则学习与对话机制。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宝武、鞍钢、河钢等头部企业，成立 CBAM 应对工作组和产品碳足迹标准化工作组，一方面推动多种钢铁产品的碳足迹量化计算和数据方法交流，提升整体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积极与欧盟同行和行业组织对话，提供中国钢铁企业减排数据，主张在 CBAM 实施中考虑发展阶段差异，避免对中国钢铁企业套用不利的默认值。

2025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上，中钢协C2F钢铁低碳排放标准与欧洲“低碳钢铁标准”（LESS）及国际组织ResponsibleSteel签署合作协议，推动温室气体测量与分类方法的统一，目标覆盖全球约60%的钢铁产能，减少因区域标准差异引发的绿色贸易摩擦。

李丽特别强调研究者和行业专家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在场”意义。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有关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标准制定中，针对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增加合规成本的一些条款，李丽在会议中扮演了本土实践与专业逻辑之间的“翻译者”，通过还原真实情况、提出可被理解的专业论证，所提建议获得工作组采纳，极大降低此类合规风险。“在现实的规则体系中对话，需要的不是情绪化反驳，而是能够用对方理解的语言讲清问题的能力。”她说。

对许多中国企业而言，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紧迫的经营挑战，它关乎订单能否继续、项目能否推进，也关乎企业是否具备在不确定环境中持续经营的能力。监管方向已然明确，压力可能步步紧逼，企业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成本负担”的惯性思维，重新审视每一件产品背后对人的关怀、对物的敬畏，在全球贸易的森林里，重新书写令人信服的商业文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