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悲惨世界》为何风靡全球?丨主演专访

2025年,音乐剧 《悲惨世界》 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来到上海。从十岁孩童到七旬长者,从本土观众到打“飞的”赴约的海外剧迷,不同年龄和地域的人因它相聚。剧迷口中的“大悲”早已超越一部音乐剧,成为承载着几代人青春的情感寄托。

是什么让这部音乐剧40年间不断在全球引发共鸣?答案在“苦难”与“梦想”这两个交织的主题中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周建平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上海站剧照(受访者提供/图)

“我常被问到,是什么让观众和演员都如此倾心于‘大悲’——这是大伙儿对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亲切称呼。或许,这个昵称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仿佛它不只是一个剧名,而是某种情感寄托。在雨果笔下,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情感真挚恒久,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的你我。”回顾音乐剧《悲惨世界》风靡全球40年的传奇历程,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评价道。

2025年12月28日,上海大剧院,蓝白红的炫目灯光与回肠荡气的音乐交汇的最后一刻,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上海站演出圆满落幕。

56天连演65场,这部传奇巨作在上海演出的两个月内盛况空前:场场爆满、口碑狂飙、全城热议。“抢票生死战,先到先得”——这是《悲惨世界》当年搬演至伦敦皇宫剧院时的开幕口号。如今,这部全球最长寿的音乐剧之一,无论在哪里演出都是“一票难求”。

2025年11月4日,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上海站首演现场的观众 (受访者提供/图)

“从2012年电影版开始入坑,那时便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看现场版。当初官宣上海时,我便飞速订票。即使没有公布卡司,即使演出在近一年以后,即使离我的城市隔了大半个中国,我还是订了,只因为它是《悲惨世界》。”一位剧迷(网名“Technicolor-Beat”)分享“抢票”时的决心和兴奋。

2024年12月24日,《悲惨世界》上海站演出开票,64场的门票迅速售罄;2025年,加座场开票,上线即秒空。上海站演出整体卖座率达102%,超11万人次走进剧场,项目收入突破1.1亿元。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表示:“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观众,第一次接触到音乐剧这个形式就是《悲惨世界》。时隔23年,它依然可以跨越语言和年龄,找到更多喜爱它的年轻观众,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早在2002年,作为首部登陆中国大陆的西方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在上海大剧院开启了中国音乐剧市场的“破冰之旅”,彼时21场演出的票房神话,启蒙了一代音乐剧观众。此次40周年纪念版回归,将全国剧迷的热情推向高潮。从十岁孩童到七十余岁的长者,观众群体几乎覆盖全年龄段,外地观众占比近60%,北京、广州、杭州、成都等地的剧迷组团观演,有伦敦西区的观众打“飞的”来沪,更有“大悲”铁粉累计观看三十余场,用热情印证了这出剧目穿越时空的魅力。

“尽管剧名看着不那么讨喜,《悲惨世界》依然成了我们的知已和旅伴——我们阅读它、聆听它、观看它,再亲切地叫它一声‘大悲’!”麦金托什说,“这个跨越时代的故事,令观众产生难以言说的归属感。故事里的弱者要拼尽全力才能被听见,有时甚至要用生命换取自由。但也正是在那些至暗时刻,他们找到了爱、生活、欢笑,还有人性中最可贵的一点——无论多大的风都吹不灭的生命意志。”

《悲惨世界》中小珂赛特的插画(视觉中国/图)

我是谁?

自1985年10月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首演至今,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足迹遍布57个国家和地区、455座城市,被翻译成22种语言,上演超过6万场,先后斩获190多项大奖,全球观赏人次超过1亿3000万,作品中的多首歌曲早已深植观众的记忆。

很少有一部音乐剧可以在40年间不断感动世界、引发共鸣。是什么让音乐剧《悲惨世界》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股潮流?

音乐剧金牌制作人麦金托什亲自监制了《悲惨世界》,他促成了法国词曲作者阿兰·鲍伯利、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与英语创作伙伴的合作,使这部作品成为不可复制的经典。

鲍伯利与勋伯格是音乐剧界公认的词曲最佳搭档。鲍伯利擅长从文学文本中提取“人物的命与魂”,他拥有罕见的叙事敏感度,能在雨果的浩瀚世界中找到最适合用音乐表达的“人性核心”;勋伯格古典根基深厚,对戏剧的音乐节奏有着近乎本能的判断,他创作的旋律不只“好听”,而且“推动人物成长”,会将人物的命运写进音乐的主题。

1970年代,两人在巴黎凭借首部音乐剧《法国大革命》声名鹊起。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他们此前在纽约观赏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经典音乐剧《万世巨星》,那次观剧体验让他们意识到,流行音乐的创作者同样能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找到一席之地。

“在音乐剧领域,法国几乎一片空白,这里会演一些过时的轻歌剧,但仅此而已。我们两个生活在法国的年轻人想去做些毫无经验可循的事!”鲍伯利回忆,197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观看了音乐剧《雾都孤儿》,剧中机灵的扒手,让他想起了《悲惨世界》里的街垒上的小男孩伽弗洛什。次年,他与勋伯格一起开始改编音乐剧《悲惨世界》。

王洛勇(受访者提供/图)

1980年,《悲惨世界》的概念专辑率先发行。同年9月,音乐剧在4500座的巴黎体育宫上演,3个月吸引了50万人次前来观赏。两年后,麦金托什找上门来,提出制作英文版的《悲惨世界》。三人首次在巴黎聚餐。内向的勋伯格假装不懂英文,将对话重任都交给了鲍伯利,他们很快就发现麦金托什极具潜力。“他不仅艺术修养深厚,还具有非凡的融资和管理才干,我们或许写了一部伟大的音乐剧,但是麦金托什将它铸就为一个奇迹。”

为了制作英文版《悲惨世界》,麦金托什邀请了赫伯特·克雷茨默撰写英文歌词,并找到音乐剧《猫》的导演特雷弗·纳恩前来执导,纳恩又约上老搭档、联合导演约翰·卡德加入团队。

曾在百老汇演出《西贡小姐》两千四百多场的演员王洛勇(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主任)评价《悲惨世界》:“一部伟大音乐剧的诞生,既需要鲍伯利与勋伯格这样的词曲作者,如建筑大师般精心绘制蓝图;也离不开克雷茨默这般具备‘精炼师’功力的词作者,以及纳恩与卡德这样善于营造‘舞台空间魔术’的导演的点睛之笔;更依赖麦金托什这样善于统筹的‘工程总指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作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王洛勇回忆,1995年夏至2021年冬出演《西贡小姐》期间,他曾多次受到鲍伯利和勋伯格的鼓励。“从初次选角面试起,他们便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后来我获得‘工程师’一角,只要他们有时间,总会来到我的化妆间,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将具体建议逐条告诉我……勋伯格总把我拉到一旁轻声提醒:‘请不要随意使用滑音和颤音。’他们对我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无论如何,就用你的感觉去讲故事!”

在英国作家玛格丽特·维默特看来,“鲍伯利和勋伯格的音乐剧世界有一个核心主题——身份认同”,这不仅体现在冉阿让那一曲极具代表性的自省之歌《我是谁?》,还有(革命者)安灼拉在咖啡馆向众人发起的高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确定自己的身份!”

也许,每个走进剧场的观众,都曾在“大悲”的旋律中询问过“我是谁”,也曾在某一刻被触动,确定自己的身份。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曾响起剧中名曲《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全球观看人数超过7亿,这首激昂的号召之歌,已超越了剧场,成为无数人心中对希望的呐喊。

你们有一架波音747货机吗?

“2002年,我们随《悲惨世界》初次来到中国,诚惶诚恐。中国观众会喜欢音乐剧吗?会喜欢这部剧吗?我们在此看到第一个与《悲惨世界》相关的作品是由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而后就看着观众踏进当时崭新的上海大剧院。但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经历的一样,小说的魔力随着歌词和音乐飘荡在这个美丽的剧场四周,观众的脸上挂着泪痕。那一刻,我们意识到人性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同大于异。”这是鲍伯利和勋伯格的回忆。

上海大剧院首任艺术总监钱世锦回忆,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来华“破冰之旅”得以促成,前后经历了数年的重重考验和挑战。

1988年冬天,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总经理钱世锦在赴美考察期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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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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