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迷信（三）

4、“救救《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报纸、杂志陆续复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深受青年们喜爱的《中国青年》杂志拟定于1978年9月复刊。在这之前，成立了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着手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会，恢复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团的中央机构，开展正常的团的工作。《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置于团“十大”筹委会的领导之下，而在东兴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妇工作的，团“十大”筹委会当然由他来直接联系和领导。

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200万份。9月6日、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了复刊消息；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第一期目录。全国青年翘首以待，渴望能早日看到他们自己的刊物。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六十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国其它七个代印点也大部分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里。这一期登有介绍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的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栏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当时，《中国青年》推出这样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争相阅读这一期杂志。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汪东兴的一个电话。汪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当时，韩英即将上述意见传达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即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感到这四条意见并没有什么道理。他们认真回顾了刊物编发的情况：第一，至于没有华国锋题词的问题，他们早在7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及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8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9月2日付印。付印前，又曾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这时华国锋又正出访在外。怎么办呢？在两难之中，他们想到，《中国青年》过去宣传舍身救人的青年军人王杰时，也曾请中央领导人题词，当时，毛泽东未题，只有周恩来等几位领导人题了。刊登以后，并无什么不好的影响。鉴于已有这样的先例，他们认为没有华国锋的题词，只有叶剑英的题词，不影响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本人也已被推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的代表；而事迹是经过编辑部多方调查核实过的，一点虚假也没有。宣传这个人完全站得住。第三，刊登童怀周编选的革命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四，这一期没有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是因为本来想刊登9月9日要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改发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并没有疏忽。

思来想去，编辑部的同志认定在编发这一期刊物的过程中，并无处置不当之处，对汪东兴的四点批评难以接受。

9月11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告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上，韩英找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处理意见：

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这时华国锋已出访回国）。

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华主席的题词收到了；已向外地发出电报，立即停印停发；北京印好的全部停发。可以增加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三首。但《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并已有4万多份刊物发到了读者手中，改了以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遗憾的是，团“十大”筹委会没有接受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就在这前后，复刊第一期所遇到的种种磕碰传到了社会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不少读者投书编辑部，更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大字报“救救《中国青年》”。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当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八点一刻开始，一直升到午夜十二点五十分。

会上，汪东兴对编辑部干部的批评，已经可以使用“申斥”这二个字眼了。

他说：“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四万一千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的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他说：“我现在分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出版《中国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国，发行二百多万份，涉及的面是比较大的。出版就要考虑得周到点。《中国妇女》的出版是经过我批准同意了的。《中国青年》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考虑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他说；“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

这时，他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

他接着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符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就讲过，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行了。这期《中国青年》没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象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

他说：“你们的信，说不改为好。中央不承担责任，没让中央批准，筹委会审查，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你叫我批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他说：“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泽东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叶副主席、聂帅帅题了字，我再给华主席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都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已经定了的。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他说：“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他说：“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举法！街上大字报说阻拦《中国青年》出版，怎么阻拦了？他自己要拼命发！今天说清楚，不是我阻拦，而是你们提前发。我就怕你们搞坏了。”

他说：“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

他说：“一是不动了，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

他说：“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他说：“已发出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他说：“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为什么没按时发？因为还有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照片。份量提高了。这两篇文章一个字也不要改。”

总编辑火速派人赴印刷厂，为每册尚未发出的《中国青年》夹进华国锋题词、毛泽东诗词重印，又收回已发出的四万多份。

第七章再升一级：各路“诸侯”表态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就从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有的脆快了当，有的颇费踌躇；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什么深奥难通之处，关键在于“妾身未分明”——拿不准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为宜。当然，问题本身所牵连底蕴之深、所包容方面之广，也给这些在各色各样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翻上滚下的豪杰们一些为难。

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

任仲夷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文章认为，“要不要实事求是，说到底，是搞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文章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假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联系我们的实际工作想一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确实太重要了。没有实事求是，对‘四人帮’的许多假左真右的谬论就不能批、不敢批；没有实事求是，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不可能批倒；没有实事求是，干部政策无法落实，大量的假案、冤案、错案也不可能平反昭雪；没有实事求是，经济工作中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实行。”

文章说，“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尊重社会实践，那就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恰恰相反，这正是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八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地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

会议开始，杨易辰就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句话在不太熟悉当时历史情况的人看来，颇似几句新八股；但杨易辰在彼时彼刻所说，确是“言之有物”。不久前，他曾实实在在地顶了“两个凡是”一家伙。他明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这在当时实在了得！实为“文革前的黑龙江省委是黑的”，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定的！

但不是每个黑龙江的干部都如杨易辰。在群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解放思想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心有余悸仍然是前进路上一大障碍。大家七嘴八舌地为“余悸”画家，即所谓五顶帽子高悬，怕有朝一日被人给扣到头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大家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才可以破这“五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

新华社在八月三日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首都各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采用。

以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些或因为赫赫战功、或因为励精图治、或因为曾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历劫不死而早已为人民所积悉的人物，纷纷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播发消息，首都报纸则作为要闻争相刊登。

由《光明日报》拨起的一颗认识的火星，燃成一片智慧、勇气与信心的燎原大火。

第八章历史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

正在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从1987年11月开到12月，历时一个多月。会议期间，根据中央的决定，北京市委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实际上也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少同志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接着，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日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起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紧接着召开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只一周时间，会议就结束了。

在12月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由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十年“文革”的迷雾，走上了阳光明媚的大路。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

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其势不可阻挡。

在变革中新生，在变革中奋进。而一例的变革都在受到实践的检验。人们再也不相信一切空话、高调，而只尊重现实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就信服，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人们就摒弃。人们相信自己的观察、相信自己的思维，再也不信奉某个神明了。中国人从天空回到地上，从信神而信人，从空想未来的幻影而追求现实中美好的东西，这不是思想解放又是什么呢？脚踏买地，把多灾多难的中国建设得更美好，这就是实践标准讨论所引发出的巨大能量，这个能量随着思想的不断裂变而无限地释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全文完）

（原载《钟山》，本报转载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