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濯 |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学术生活
虽然《进入学术圈》和《离开学术界》都着眼于个体的职业选择,但字里行间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困境。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博士,远远超过了学术系统能够吸纳的数量。这不是偶然的失调,而是系统性的过度生产。
责任编辑:刘小磊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钱岳。图片来源:news.ubc.ca
曾几何时,学术生活披上了一层近乎神圣的纱幕。1917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提出作为“职业”的科学,“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不过,韦伯也告诫年轻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必须年复一年地承担着来自除魅、挫败和平庸的煎熬;若想以学术为“志业”,成为“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内心必须保有热情和“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以及对“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的笃信,还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化训练。
在当下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学术生活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去神圣化”,已然成为一种高度职业化的、带有新资本主义生产特征的“劳动”,围城外的人挤得头破血流,城内的人在制度摩擦与自我怀疑中精疲力竭。对学者而言,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幸存、策略与自我认同的极限拉扯:既是知识追求的崇高事业,也是充满焦虑的谋生手段;既承载着社会流动的期许,也面临着残酷的淘汰压力。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钱岳的《进入学术圈》,和原杜兰大学罗马史与拉丁文学客座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弗·卡特林的《离开学术界》,恰好构成了一组对照性的文本:前者是关于如何在这套精密系统中生存、晋升并建立职业声誉的“登顶手册”,后者则是关于如何从这种身份路径依赖中逐步剥离、体面撤离和重塑自我价值的“下山指南”。通过这一职业光谱的两端,我们得以窥见从个人角度观照的当代学术职业生涯的完整图景——它不是一条单向的成功之路,而是充满了选择、妥协和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
进场的逻辑:作为“竞技场”的学术圈
在《进入学术圈》中,从如何阅读文献、与导师相处、高效地撰写和发表论文,到如何求职、建立学术身份、打造合作关系、备课、获得终身教职,再到构建相互支持的社群、应对内卷、调整心态、找到工作意义以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手把手教的各种经验与技巧都是实用的、可参考的、可操作的。钱岳并没有渲染“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情怀,而是以自己读博士以来的十五年为例证,用一种说明书式的精密,拆解了从博士生到成熟学者的成长历程中每个不可或缺的齿轮。
在钱岳看来,学术界的工作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三点:一是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美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选择跟谁建立紧密的工作关系……让工作变得那么温暖而且有趣”;二是作为学者有很大的自主权,“开展让自己觉得激动的研究是学术界难得的工作福利”;三是在做研究中体会自己的成长是非常美好的感觉。
不过,在一个讲究绩效、快节奏的社会,希望付出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的人可能会对学术研究失望。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曾分享过一个例子:他的一位博士生决定退学,因为他更喜欢自己能找到一份“每天结束时就可以看到一天成果”的工作,而学术研究“需要很长周期才能看到结果”,必须愿意接受延迟满足。
正因如此,钱岳坦承,在内卷的学术圈中生存不易,保持心理健康更难。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