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拖累后人”:乡野中的自杀者遗族

他们互不相识,却有着相似的生死观:打工赚钱,养育后代,直到有一天自己陷入困境,便“懂事”地离开。

乡邻闲聊时,总提及一位老人要孩子照顾,把房间弄得臭气熏天。这种讨论会逐渐把一种社会压力灌输给爱面子的老人。

自杀者遗族会过度承担责任,很难与家人建立真正的情感连接,这也让他们发出的自杀信号,难以被家人察觉。

于斌认为,在特别注重家庭责任、人际关系特别密切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利他型自杀”更容易发生。

责任编辑:谭畅

一些老人相信,为孩子付出,活着才有价值,生病了不应拖累子女。视觉中国图

一些老人相信,为孩子付出,活着才有价值,生病了不应拖累子女。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不知从何时起,陈红英(化名)相信自己走在一条必经之路上。

她61岁,出生在江汉平原一个村庄。过去几十年,她当过农民,进城打过工,如今在湖北省武汉市一户人家做保姆。靠着挣来的钱,夫妇俩翻修了老家的房子,给孩子全款买了房买了车,还办妥了他的婚事。生活说不上优渥,但也不算差,可她总有一个念头,自己终有一天,是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不拖累后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么想的原因时,陈红英多次提到这句话。五十多年来,她的多位直系亲属都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渐渐地,她也相信,这是一件“勇气可嘉”的事。眼下没行动,是“还能产生价值”,倘若真的到了那天——她将其具象化为,靠自己无法再把大米变成饭的时候——也将直面终点。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编辑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0-2021年,农村老年人的自杀死亡率在逐渐下降,如65周岁以上老人的自杀死亡率由2010年的27.02/10万下降至2021年的14.39/10万。但统计亦表明,在全年龄段人群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仍是自杀最高发的群体。

2025年11月初,互联网出现一场相关讨论。一位网友这样评论:“我们村大部分老人都是喝药走的。他们认为这是常态,是活明白了的表现。比如我奶奶、我表弟爷爷、对门的奶奶、斜对门的奶奶、邻居的爷爷……”

陈红英也在这场讨论中留言,说老了也要走这条路。留言下有几句劝慰,说生命很美好,也有更多的叹息。

她的故事并非孤例,在其他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讲述中,家人或自己选择走这条路,似乎仅是时间问题。他们互不相识,却有着相似的生死观:打工赚钱,养育后代,直到有一天自己陷入困境,便“懂事”地离开。

“自杀者遗族”

陈红英第一次目睹亲人死亡,是父亲在她面前喝下农药。

那是1976年,陈红英11岁,父亲46岁。此前几年,年逾七旬的奶奶上吊自尽。陈红英猜测,奶奶离去或许是因为贫穷。那几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陈红英记得父亲有时也说,一天到晚干活,肚子都吃不饱,活得没有意义。

父亲脾气暴烈,有时一言不合就掀翻饭桌,劈头盖脸地扇家人耳光。去世前,父亲曾问家人,自己死了他们怎么办,陈红英赌气地回答,“你死了就没人打我们了”。五十年后回想这事,陈红英还会心生埋怨:既然父亲给了他们生命,就应该尽到责任,而不是抛弃他们。

陈红英有张瘦长的脸,身材也单薄,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似乎含有一种说一不二的坚决。6个兄弟姐妹中,她是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对弟妹。他们家离武汉约150公里,村民多以种棉花、小麦为生。

只有母亲一个大人支撑的家,穷得连写作业的煤油灯都用不起。母亲既不给她钱买笔,也不给她买书,上五年级的陈红英辍学了,开始和几个姐姐一起下地挣工分,喂猪、喂牛、种菜、卖菜……“我妈只是不停叫我们干活。”

后来,陈红英嫁到外村,有了一个孩子。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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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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