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兴和 | 我们该如何理解和传递王元化的思想火光？

1994年，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吴兴路寓所。 沈建中 | 摄影

当代中国，出现了人文学术生产日益繁荣而人文精神日渐淡寡的奇特景观。相当多的文科学者殚精竭虑，只为适应繁重量化的学术生态，而对国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缺乏真诚的关怀，也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缺乏深刻的追索。在一种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预测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学术氛围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我们尤其怀念将全副身心都用来创造人文学术和释证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

王元化的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对公众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因为，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文化逻辑作出了最深刻和最有学术分量的反思。从表层的政治法术（如韩非思想）到深层的制度逻辑（如社会契约论），从五四时期的流行观念到新旧文化之争背后的思维模式，从情感的偏执到理性的傲慢，王元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贡献出深刻的洞见，最后几年，还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技术千禧年主义和人类文明的前途，流露出深深的忧思。由于反思之真和认识之深，王元化的思想在大批历史亲历者的心中激起了持久的回响。由于与世界范围内的反思浪潮产生波频共振，王元化的工作还赢得了大批海外学者的敬重。林毓生说：“先生以至诚之心，中直之性，天纵之智，于我民族发展之正道，殚思竭虑，取精用宏，卓见睿识，士林共仰。”（《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即精准地道出了王元化在学界享有的崇高地位及其根本原因。反观当代，今天的人文学者们虽然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令人惊叹的专业性，却因为缺乏历史的“具身性”和深挚的公共情怀，而令人悲哀地沦为知识泡沫的生产者和王元化早在1982年就曾警告过的“分工的奴隶”（《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王元化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