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该死的死去——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前前后后

本文刊载于1993年的《南方周末》

中国的经济学家曾经大写特写这个日子：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材厂被宣告破产。但以后几年，鲜有破产者。全国有几十万亏损企业资不抵债，早已超过死的临界点，国家仍发放“安定团结费”，维持那早已僵死的躯壳。

经济学家、政治家经过多年的争辩，才争来国营企业潇洒一死的权利——1992年11月3日，重庆针织厂厂长罗素明在破产裁定书上痛苦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具有42年历史的国营大厂，被市场经济无情地一笔勾销了。

如果说，沈阳搞的那次“防爆”试验，更像一种姿态的话重庆针织总厂这个最大国有企业破产案，却以其“真死”和后事的妥善处理都明确地向世界昭示：破产在中国不再只是一种象征！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大千世界这一亘古未变的自然法则终于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国有企业。

此时的冷清胜于往日的喧嚣

西南地区最大的国营针织企业重庆针织总厂自1986年以来连年亏损，至1992年5月，累计亏损2097万元，负债总额高达8063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91％，企业早已陷入绝境。

复活的希望破灭之后，工厂法定代表人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书。1992年6月11日的《重庆日报》刊登了破产消息。

破产后的重针人是清苦的，工厂多年亏损，职工家底不厚，没有了工厂的工人，恰似没有母亲的孩子，失去了足够的生活保障。

中国人一向过春节都要热热闹闹的，到处是鞭炮的轰鸣声，可除夕之夜的“重针”宿舍却是这般的寂静。两盏大红灯笼吊在紧锁的厂门上方，在寒风中摇戈，望着灯笼的那些面孔凝重而凄苦，心中浓重的阴影似乎遮住了希望。

在一幢宿舍楼前，原后勤副厂长说：“往年，这幢房的阳台差不多都挂着腊肉，香肠，如今看不见了！”往昔麻将声也听不见了，“哪里有钱来输赢呢。”一位女工说，“往年再亏损，过年也要发点过年钱，今年只有行业保险金。”

其实，重庆有40％以上的企业不同程度亏损，有的企业几年没发奖金，连工资也发不出，甚至过年也是分文未取。

重针人好在还有行业保险金，至少是一种最低生活的保障，倘若没有破产，重针人的过年又会比今年更好吗？除非银行又开恩再贷款给“重针”，让大家过一个肥年。

也许此时的清静比往日的喧嚣更好。

政府没有当母亲

与其责备破产企业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倒不如说是一种物质承受能力有限，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育和就业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破产，就意味着灌装了一个火药桶，稍不注意就会引爆。

政府就坐在这个火药桶上。如果仍像过去那样慈母般地关怀，仍然沿用行政命令去推销“重针”的积压货，挖赢利企业的利润去输血，那就会出现该死的死不了，会活的活不好，甚至把活着的也要拖死。

市场经济的法则要强行改变政府的母亲角色。然而产品经济时代的观念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职工心里。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后，11个项目的养老保险金从全市社会统筹中支付，对国家、市里规定的待遇，但从未纳入社会统筹的，由市财政拨专款解决。在这之后，政府提出：双向选择，竞争就业。而职工强烈要求：安排工作。政府希望职工调整期望值。

重针人也有他们的理由：“为什么重庆明月皮鞋厂倒闭后，工人都安排了工作？！”

那是1991年，政府似乎要承担起稳定的责任，把安置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好多人找到了比先的更好的工作，有的人紧握厂长的手，感谢他把工厂搞垮了。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健陆为此大写“明月现象”：“明月皮鞋厂88年停产时，工人们表现出喜悦，停产后80％的工人实际都增加了收入，工厂倒闭后工人并不在乎！”这位记者的有些说法不一定真实，但“并不在乎”却是真真实实的。

今天的重针职工虽然也享受到了阳光雨露，但却没得像父母对襁褓之中婴儿那种百般的照顾。据说，有关部门曾暗示：办一个执照，要搭一个“重针”职工。可收效甚微，市场拒绝此种“关怀”，更多的企业如是说：市场经济哪兴搭配！

看来，这无情的市场注定了“重针”1892个行业职工要受这份煎熬。“只要有工作，我们不计较条件也愿去！”大多数人只能从花花绿绿的招工广告中寻求工作的机会，能调出的大多是有关系的，有的索性辞职。现在已有700多人找到了工作，还有1100人在集体行业。最倒霉的是那些中老年职工，社会给他们的机会最少，他们相互见面最多的话语是：“敬请保重，千万不要生病！”年青的更多是抓住这次机遇，追随商品经济的浪潮，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他们对工作的渴望。

这一次倒没有人高喊：“破产万岁！”

悬起责任之剑

破产制度可以概括为3个内容：破产还债，破产待业，破产责任追究。

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型企业倒闭了，法律应该追究破产责任，可在旧体制下产生的这一问题，又能追究谁的责任呢？！但是，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今后破产责任之剑应该悬在政府、厂长、工人的头上，否则破产企业还会“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
始建于1950年的重庆针织总厂，具有1600万件针织产品和800吨化纤加工能力，其产品质量曾荣获全国针织行业评比榜首，在“五五”、“六五”期间，工厂累计创利税10532万元，人均创利10万元。

1981年至1990年，重庆针织总厂技术改造项目15项，耗资3896万元人民币，199万美元，从英国、瑞士、西德、东德购进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针织、印花、绣花、染整生产线，厂名也由此改成“总厂”，咄咄逼人的气势，显露出“西南针织王”的雄风，但就是这次引进的种种失误就像一根绞索，把针织总厂推上了绞刑架。

1984年8月20日，“重针”与东方租赁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签订了合同：购买外国先进设备，出租给“重针”使用，同时收取租金。重针厂的上级主管部门重庆市纺织局以重庆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名义作担保人。

奇怪的是合同租金规定以日元结算而非人民币，日元坚挺，导致租金债务不断翻番，由当初的283万元人民币上升至1300万人民币。

引进的双针床经编机，用于生产拉舍尔生产线，只引进了织造部分，没有引进印花染色后整理部分，以为能用国产机器代替，可引进设备一投产，产出的只能是毛坯，怎么也无法形成最终产品。更何况，当时引进化纤生产线也正是全国化纤市场疲软之时，即使引进细节不失误，能生产出最终产品，也难逃滞销的厄运，就是这样的引进失误使工厂人平负债2万元。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堑恐怕太深了，让工厂难以喘过气来。

合同是你自己签的，设备是你自己要的，打掉了牙，还只能往肚子里吞。

企业的主人们和公仆们又该有什么责任呢？

记者曾到总厂一职工家造访，映入眼帘的针织品犹如工厂的陈列室，好客的主人将厂里的产品分赠客人，客人惊诧不已：“你太破费了！”主人却淡淡一笑：“工厂就是我的家！”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一位工人对《重庆日报》记者说：“厂里两年没发奖金了，欠那么多债，干到退休也还不清，一天到晚脚杆都跑肿了，还是那点钱，我们当然要偷，逮到了是你的，逮不到是我的！”一段时间里，厂里破获的治安案件，作案者均是本厂人员。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终于把‘工厂’也拿回了家。”

也许这样一幅画面能解释破产的原因：针织总厂倒闭了，锈蚀的设备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可工厂周围的个体作坊却机声隆隆，日夜加班加点。据说，重庆针织总厂周围散布着一百多家个体作坊，其产量可与该厂相比，有的干部工人早晨进厂报到，然后就到个体厂上班；重针厂研制的新产品还未出厂，个体作坊已把产品抢先推出，占领市场；个体户的机器零件坏了，自有人到厂里从正在运转的机器上换个好的；个体户缺原料，也自有人从厂内运来。

总厂死了，它的魂却飞到了那些作坊！

也许你要问，工厂没有纪律？有没有人管理？

让我们看看工厂的管理层情况。1985年至1990年，重庆针织总厂换了五任厂长、四位党委书记，其中有三位厂长的任期为一年和一年半，每任厂长上台，都要重新对厂级副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以及中层干部大换血，有一科室一年内三易其主，换成了“自己人”，但相当多的人仍然只想自己。

5任厂长，只有一个对针织纬编工艺比较熟悉，其余的都不熟悉业务。有的厂长，职工讥讽为“打牌不睡，跳舞不累，喝酒不醉，工作不会”。说功劳人人都有，责任呢，似乎谁都没有。即便是最后一任厂长也还有重振雄风的抱负。他亲率人马去成都参加服装节，结果出了车祸，脑部受伤，但他仍坚持为企业孜孜不倦地工作，据说他还为企业减亏上百万元。

看来，个个都是有功劳的，即使没有功劳也还有苦劳，没有苦劳，疲劳还是有的嘛！但工厂还是垮了。

今天的重针人认为是上边把企业整垮的，“我们工人无职无权，却要我们来吞苦果，太不公平了！”那些宣传橱窗里含笑微微的操作能手，连同懒汉、偷东西的人都成了行业人员，就好比一艘船沉了，好人、坏人，船长、船员都会落水，这机会又是绝对的平等，虽然这很无情。在今天的体制下，政府任命厂长，如果政府失察，让平平庸庸、马马虎虎的人当了“船长”，企业的主人们，你们说该怎么办？是真的无职无权吗？！

如果“主人”对“公仆”无所监督，还能叫主人吗？！破产责任对主人的角色到位有期待，对政府的角色转换也有所期待。对于重庆针织总厂破产，新任四川省省长萧秧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众多的监督机构，如纪委监督吃喝和生活作风问题，工商局监督违法经营，税务局监督偷税漏税，唯独没有部门监督企业是否赢利。在西方，私有制下董事会对经营者有非常严格的财务监督，一看是否盈利，二看资产是否增殖。

萧秧还开出药方：政府转换职能要关心企业是否盈利，要大胆试验，推进股份制，企业就是要委托董事会去管理，政府的事要高层次。

重庆企业推崇深圳市政府管理企业的经验：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你倒闭，我不管。

“都是公对公的事，破谁的产”

1993年3月2日，重庆海外实业开发总公司出资306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从重庆针织总厂清算组、重庆市国土局买下该厂的财产和土地使用权，同时，海外实业公司宣布：重庆海外针织总厂即将成立。海外公司朱家琪经理激动地说：当前，主要是注入生产运转资金，寻找产品销路，解决职工就业，特别是尽快招收职工，避免技术力量继续流失，然后是“输血、造血、健血”三个步骤，转换内部机制，注入新的活力。

重庆针织总厂子弟学校财产，经法院向债权人呼吁，不纳入清偿范围，显示出社会对青少年儿童的极大爱心。学校财产不清偿，国有土地费用1000万不能清偿，而拿来还债的只有3000多万元，而原重庆针织总厂的债务高达8063万元，也就是说债主们将要损失5000万元。因为《破产法》规定，有多少分多少，破产不能抵债的，则宣布取消不能偿还的债务。

该轮到债主们皱眉头了，这也许就可能一同破掉债主！

美国的企业，一旦经营不下去，即刻申请破产，等把债务蹬掉后又会很快办新厂。美式破产就是对债务人实行此种“保护”。

将来，随着破产的增多，会不会有人从中获取好处呢？

我们国营企业对此有法律准备了吗？

重针总厂的债主基本上都是国营、集体企业，这公对公的破产，究竟是在破谁的产呢？

是在破厂长罗素明的产吗？“重针”的直接拥有者是政府，厂长不过是形式上的代表。

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企业债务由政府担保，企业一旦破产，债务要由担保人偿还，那不破到政府头上了吗？

再有我们的企业大多是靠银行输血来维持，企业破产，最大的债主——银行往往最倒霉。银行的钱仍然是国家的。最近，重庆市一些银行在放贷时，就将企业最值钱的固定不动产办抵押，一旦企业倒闭，便可优先受偿。重针厂被法院裁定破产的当日，重庆交通银行25万元抵押贷款同时被法院裁定享有优先受偿权，其债权不纳入破产清偿。由此看来，防范贷款风险，增强其安全性，已成为当前银行经营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企业破产涉及产权关系——这也许是市场经济最难逾越的鸿沟。在国外经济秩序正常的国家，破产是企业生存发展最主要的激励措施。据统计，美国1982年有25000家企业破产，同时又有56000家新开张。

无疑地，破产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须的。随着国有企业“安乐死”的后顾之忧正在解除，国有企业不再畏惧“死”，而且国有企业之死将不再是新闻。一些企业生而后死，一些死而后生，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中，中国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