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央一号文件:地方经验“上行”之路

中央一号文件整个起草过程主要包括确定主题、调查研究、起草文稿、审议通过这四个环节。调研过程中,着重发现新问题,确定哪些做法能最终被写进文件,“有些内容即便确定了,还可能再次调研”。

地方经验“上行”之路从不单一,它们从四面八方汇入,经中央“去情景、提内核、再抽象”,最终淬炼为国家政策文本。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6年2月4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藕农采收鲜藕。(视觉中国|供图)

2026年2月4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藕农采收鲜藕。(视觉中国|供图)

“十五五”期间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于2026年2月3日公布,主题依然锁定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界形象地将中央一号文件称作“天字一号”。自1982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聚焦“三农”。中断17年后,2004年开始,已连续23年未离开这一主题。

“虽然只是排序问题,但却是信号、导向和标志。排到一号和最后一号影响肯定不一样。体现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一位曾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现了不少来自地方的做法。其中,“农创客”一词就是首次出现。文件提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

农创客指年龄在45周岁以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并担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或拥有股权的人员。据潮新闻报道,2015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农创客”。彼时,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提出要打造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型的农创客队伍。

多位“三农”学者总结中央一号文件的特点时都提到,如提出培育“农创客”一样,文件中不少被视为“顶层设计”的表述,往往有着清晰的地方来路,某些在基层反复尝试、修正甚至碰壁的做法,最终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吸收进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全国的政策参照。

筛选和重构

前述参与过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学者注意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现了“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新提法。中国已走过脱贫攻坚期,2021后进入5年过渡期。2026年,中央明确提出常态化,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小调整。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及常态化精准帮扶时,还提出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

据中国日报网消息,科技特派员制度也来自地方实践,源头在福建南平。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地就开始探索这一模式。此后各地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科技特派团制度,在脱贫攻坚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农创客、科技特派团制度一样,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的,通常都要经过漫长的试错与打磨。

浙江桐乡的“三治”(德治、法治、自治)试验,走过5年之后,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推动“三治”建设始于2013年。时任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提出四大奋斗目标,社会治理要一流就是其中之一。

卢跃东在乡镇基层干过8年。他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治理问题越突出。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叠加,让原本靠行政力量就能应付的基层事务,迅速变得棘手起来。

时任桐乡市市长盛勇军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如果靠政府“大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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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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