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农商行的“成都本色”：扎根泥土，仰望星空

在四十万字的《蓉光：成都农商银行口述历史访谈》与上百张老照片汇集的《蓉耀：成都农商银行发展光影录》两本书里，静静述说着一段始于1952年灌县顺江信用社的金融往事。七十四载春秋，这家机构从村口的金融毛细血管，成长为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服务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现代金融集群关键一员，完成了一场金融与一座超大城市共生共荣的深刻实践。

根脉：一部“与城

共长”的金融编年史

1952年2月，成都灌县（现都江堰市）顺江信用社成立，那是成都农商银行最早的起点。老员工的口述史里，记录着当年与村民做邻居、深耕土地的岁月。七十四载风雨，它从农村信用社体系的毛细血管，成长为今天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的现代商业银行。

这一跨越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在金融领域的深刻映射。成都农商银行的加入，使得全国范围内诞生了五家扎根于国家中心城市或超大城市的“万亿农商行第一梯队”。分析指出，区域性银行的规模，往往与所在地的经济密度紧密相连；万亿级农商行接连在头部城市出现，标志着金融资源正加速向经济活力强劲、国家战略汇聚的区域集中。

成都农商银行的成长，首先源于其独特的“水土基因”与“一城一策”的生存哲学。它所背靠的成都，经济总量庞大、产业生态丰富。但这并非简单的“地利”，而是将本土优势转化为“深耕区域、服务特色”的深层能力，遵循了区域性银行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逻辑。

在邛崃，95后新农人徐瑞杰的故事是这种“根脉逻辑”的生动注脚。他的大学学费来自成都农商银行的助学贷款，他创立的杰瑞佳农业在扩大规模、建设精密冷库时，再次获得了“家门口的银行”的支持。如今，他的红心猕猴桃年销量达数百万斤，高峰期能带动周边数百位村民就业。成都农商银行邛崃支行的客户经理青君，正是在常年跑田间地头的过程中，与徐瑞杰建立了信任。“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朴实、有干劲。”青君见证了当地农业从传统劳作走向现代化、标准化的全过程。

95后“新农人”徐瑞杰。

银行的进化史，就是一部城市产业的升级史。从支持“天府粮仓”的春播秋收，到如今服务超1.1万户规上工业、高新技术及“专精特新”企业，成都农商银行逐步完成了从传统“支农支小”到服务城乡融合、现代产业的综合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服务客群的拓展上，更深刻内化于其服务模式的创新——其凭借“空天地数据驱动的乡村振兴金融典型应用”项目荣获中国人民银行年度金融科技发展奖，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注脚。这种对乡土根基与现代产业的双重深耕与持续创新，使其成为地方金融生态中既稳健又富有活力的“压舱石”。

蝶变：从“乡土情怀”到

“产业专家”的认知革命

“以前大家都说我们就是信用社，很土。”成都农商银行西区支行行长车开霞并不讳言过往人们对她们银行的刻板印象。而她和她的团队，正是成都农商银行打破这一印象、向“产业专家”转型的缩影与践行者。

她们的战场，是成都正在崛起的“硬核”产业浪潮——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机器人、航空航天。她们的服务方式，不再是坐在办公室审阅报表，而是将专业能力前置到生产线和研发中心。仅过去一年，车开霞团队实地走访的工厂就超过百家。

“从来没有想过一家银行会跟我聊这些。”一家新型显示产业链公司的负责人曾如此感慨。初次见面，车开霞聊的不是利率和抵押，而是技术瓶颈、研发周期与市场波动。为了获得这份对话的资格，她和团队成员系统学习了产业课程，必须“看得懂术语，摸得清门道”。

这种“专家型”服务模式的底层，是一场深刻的认知与工具的革命。业内观察发现，头部农商行普遍在金融科技上重投入，旨在以数据手段破解传统小微风控难题，推动服务模式从依赖“熟人社会”向依托“数字信用”跨越。成都农商银行确立的战略之一，正是数字化转型。

成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拜访企业。

青龙支行的王瑛对此感触颇深。为服务一家机器人企业，她和团队不仅拿出了融资方案，更附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机器人行业研究报告，内容从宏观政策一直延伸到技术路径。“现在的金融服务，不能只看冰冷的报表，必须懂行业的热点与痛点。”王瑛总结道。

这种专业化与数字化，并非对“本土化”的背离，而是对其的深化与升维。分析认为，头部农商行规模虽增，但根基未移，它们通过更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工具，将服务触角更深地扎入社区与产业链。成都农商银行的实践正是如此：其客户经理既能用科技手段监测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也能理解一条高端屏幕生产线的技术参数与投资价值。这构成了它独特的复合能力。

温度：金融作为“城市

共生伙伴”的柔软实践

“你们是一家很有人情味的银行。”无论是新农人徐瑞杰，还是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相似的评价。在极致专业化与数字化的另一面，是这家银行始终未变的“生活气息”与“社会角色”。

这种温度，有时体现在对一座城市细微之处的关怀——就像成都人曾为路边被束缚的树木呼吁，并最终看到它们被“松绑”。同样，它也体现在成都农商银行将金融设施深度融入“15分钟生活圈”的构建之中。

成都农商银行营业网点。

自2022年推出适老化服务品牌“好享福”以来，该行着力构建覆盖社区养老的综合服务体系。至2025年，其参与共建的“蓉颐助餐”社区助餐点已突破100家，并率先打通市民码（电子社保卡）支付功能，成为全市首个在该场景落地此项服务的金融机构，让数字化便利也能温柔地抵达老年群体。

这种“服务生活”的理念，本质上是金融资源的社会化共享与普惠化延伸。它尝试让金融要素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设施。于是，服务三农的客户经理，清楚知道嬢嬢们打包水果的日均收入；服务科创企业的团队，也会同步关注年轻员工的安居需求与家庭的理财规划。这种对“人”的全方位关怀，构建了一种超越业务的信任与共生关系。

这份源于本土的细腻温度，最终汇聚成更大的区域协同能量。随着成都农商银行跨入“万亿俱乐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金融四子”——四家地方法人银行合计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元。

这标志着中国西部金融格局的一次关键性跃升。观察指出，四家万亿级地方法人银行的集体崛起，与国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共同构建起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层金融支撑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国有大行发挥跨区域资源调配与政策导向作用，而深耕本地的法人银行则以其灵活的机制、对区域产业的深度理解，成为衔接宏观政策与微观市场、服务特色产业集群的关键力量。

成都农商银行在城市地标天府双塔官宣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

一个更具想象力的未来图景由此展开：一个由本土万亿级金融集群支撑的西部金融中心，将能更紧密地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区域优势产业，协同创新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产品，最终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成渝范式”。

未来：一座超大城市的

共生实验与金融哲学

站在万亿元资产的新高度回望，成都农商银行的过去清晰而充满温度。但当目光转向未来，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随之浮现：在一个人口超2100万、城镇化率超80%的活力超大城市，一家从乡土中生长起来的银行，其成长的边界与终极形态究竟何在？

这并非单纯的规模之问，而是一场关乎金融本质、城市进化与机构身份的深刻实验。外界观察发现，一种独特的“复合体”形态正在其身上显影：它既保有深入肌理的乡土根脉与社区亲和力，又在现代产业浪潮中锻造出专业的投融资视野与风险管理能力。这一“农商行与城商行”特质交融的模式，或许正是超大城市中，区域性银行破解发展命题的一种关键探索。

这一探索，根植于成都这座城市独特的发展脉动。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对人口与高端产业的“吸纳集聚”效应仍在持续增强。城市能级的跃升，既带来了庞大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也必然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同步进化。银行的未来，与城市的未来紧密绑定。

面对未来，其战略图谱呈现出清晰的双重焦点。一方面，是“守好大后方”的定力，体现在对成都二三圈层的持续深耕，那里是“天府粮仓”的根基，也是银行“人缘、地缘”优势最深厚的根据地。另一方面，是“开辟增长极”的进击，要求将视野和资源投向更广阔的“城市战场”——赋能现代产业，服务城市战略，满足超大城市居民日益复杂的金融需求。

支撑这场宏大实验的，是一套清晰而坚定的内在发展哲学。“马拉松”式的长期主义成为核心信条，意味着从追求短期报表的“成本收入比”，转向谋求长远发展的“投入产出比”；经营思维从“做业务”转向“种种子”和“买未来”。

在资源分配上，“精准聚焦”与“锻长板”的逻辑取代了四面出击。与此同时，一场静悄悄的组织与理念革新也在内部发生。“全行一盘棋”强化协同赋能，“剥笋子”工作法将战略分解为具体动作，“反内卷”文化旨在削减内部消耗。其人才理念，更强调“五湖四海”的开放与“工匠精神”的深耕，意在锻造一支既能理解乡土人情，又能驾驭产融逻辑的专业队伍。

成都农商银行营业网点外的广告墙。

从邛崃果园的晨曦，到高新区实验室不灭的灯火；从社区助餐点一碗热汤的温暖，到成渝经济走廊上奔腾的资金流，成都农商银行的足迹，已然勾勒出一幅金融与超大城市共生共荣的复杂图景。

它用74年实践给出了一个初步答案：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同频共振，在于其对最广泛人群需求的深切回应。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它所探索的“农商行与城商行复合体”之路，正是一场对中国超大城市中，区域性银行如何既保持本色，又开创新局的生动求解。

太阳照常升起，江水依旧东流。这座城市与这家银行的未来故事，关乎坚守，更关乎进化；关乎记忆，更关乎想象。而所有的答案，终将写在这片它最深爱，也最熟悉的土地上，写在每一个被金融力量温柔触及的平凡日子里。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