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 学术工分与学问收成

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仕忠教授。

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挣工分。先给“劳动力”定级，全劳力（男社员）10分，女社员6分；劳力较弱者减去一二分，但相差并不大。每天晚上都由记工员在“记工簿”上作记录，同时还在队室门口的“工分上墙表”上标明，以便大家相互监督。社员来队部“看工分”，主要不是看自家的，而是看村里对头家的情况。生产队年终“分红”，依据的就是各家工分的多寡，扣除口粮等方面的预支之后，就能获取一年的现金收入。

那时候社员的日子十分简单，不用想东想西，因为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在诸暨，稻种两季，春天什么时候做秧田、撒谷子，夏天什么时候开镰收割早稻，什么时候（通常是立秋前）必须完成晚稻抢种，都是由公社派发指令，每天在广播里播报。那时最是崇尚“科学”种田，通常由县科技社提供参数，由县里确定时间，公社负责监督，生产队具体执行，至于精通农务的“老把式”之类，早已落后、过时。谁都知道：听公社的就是对的。由于上头有明确的指令，明晰的时间表，也就有了考核的标准，各公社奋勇争先，每年都是提前完成“双抢”（夏天的抢收抢种）任务，接着便会从有线广播里传来县广播站播报的各种“喜讯”。不能按时完成的生产队，队长就会被召去公社，挨一顿臭批，然后怏怏地回来。

也有些生产队长还犟着头狡辩，说他们山沟里有许多是冷水田，日照短，熟得晚，按公社时间开割，就会“割青”（还未完全成熟），影响收成；根据以往经验，经过仔细盘算，晚割虽然会导致晚插几天，并不影响晚稻生长成熟。那些老年社员则倚老卖老，说什么古人也讲“不违农时”，阴阳怪气。诸凡此类，一律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难怪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