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士顿128公路到长江主轴：武汉如何重新定义科创走廊的空间逻辑？

大年初八的武汉，年味尚未散去。科技创新大会会场入口处，一支由机器人组成的乐队正在演奏，它们手持电吉他，敲击电子鼓，红色围巾随着节奏轻扬。不远处，四匹装扮成彩虹小马的机器狗列队在“骐骥驰骋 势不可挡”的红色门架下，既应和马年新春，也暗喻这座城市对创新“一马当先”的雄心。

而真正的重头戏，在于武汉“新春第一会”上一系列密集释放的政策信号。近期，武汉发布了覆盖“一城三廊多带”全域创新格局的多份关键文件。除引发关注的《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建设行动方案（2026—2030年）》《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建设行动方案（2026—2030年）》《武汉市环大学创新发展带建设行动方案（2026—2030年）》外，东湖科学城、光谷科创大走廊相关方案同期亮相，辅以“人工智能+”、量子、脑机接口相关行动方案及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等。一套精密编织、彼此协同的政策矩阵浮出水面，目标指向同一个坐标：以“一城三廊多带”的空间重构，推动武汉迈向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长江日报/图）

“一城三廊多带”功能各有侧重：“一城”（东湖科学城）侧重策源，主要解决“从0到1”的创新源头供给的问题。“多带”（环大学创新发展带）侧重转化，主要解决“从1到10”的转化路径的问题。“三廊”（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侧重应用，主要解决“从10到N”的大规模产业化的问题。

从更深层的城市史维度观察，“一城三廊多带”延续了武汉因水而兴的历史脉络，但其目标指向已然翻转：它试图将昔日奔腾的“交通流”“商贸流”，转化为今天涌动的“创新流”“数据流”。其中，在这场城市功能重塑与能级提升的实验中，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被赋予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角色，这里既要成为链接光谷、车谷的“数字接口”，又要证明在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的老城区，同样可以生长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高地。

这让人想起美国波士顿128公路科创走廊的早期经验，那同样是一条依托既有城市特色，而非平地起高楼生长出的创新带。但武汉面临的课题或许更为复杂，也更有想象力：它需要在保持既有城市空间格局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一次“创新回城”的突围，更要在光谷、车谷已形成硬科技制造优势的前提下，构建一条与之错位协同的“软实力”走廊。

（武汉广播电视台/图）

成网

武汉市科技创新大会上，当“一城三廊多带”的全域创新格局被完整阐述时，标志着城市核心创新战略的首次完整亮相。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载体的简单组合，更是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通过空间的重构和要素的优化，破解科技科创资源分散、承载空间受限、融合发展不畅、要素流动梗阻等瓶颈制约。

从全球视野审视，科创走廊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的空间组织形态，已成为创新集群化的必然规律，是实现创新功能升级最为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如美国加州101科创走廊，孕育了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波士顿128科创走廊，依托哈佛、MIT等顶尖学府，形成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高地；英国M4科创走廊，连接伦敦与布里斯托，成为欧洲数字创新枢纽；日本“东京-横滨-筑波”科创走廊，则以国家实验室与高校集群驱动技术转化。在国内，上海G60走廊依托上海张江科学城为核心承载区，布局国家实验室等核心功能，依托G60高速公路向外辐射，串联长三角九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助推“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超越东京—横滨集群,跃居全球首位。

武汉“一城三廊多带”的选择是科创走廊模式在中国的又一次迭代。不同于上述案例，武汉试图在“一城三廊多带”之间构建水平联动的网络化格局。这一模式若成功，将为内陆特大城市提供一条区别于沿海的路径：依托完整的科教体系与制造业基础，通过空间重构实现创新资源的再平衡。

而选择此刻力推这一战略，是多重成熟条件的叠加。

从理论视角看，科创走廊是区域创新网络的空间组织形态，其核心由学术界、产业界、金融界、科技服务业及政府支持体系构成。它区别于科技园区（聚焦创新链前端）与产业集群（围绕产业链布局），强调多点联动、横向贯通，形成“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的创新-经济融合发展生态。

正如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廖天佑所言，构建“创新走廊”不仅仅是各类主体的简单聚集，更需要通过战略规划促进政、产、学、研的有机衔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李靖华也指出，科创走廊的核心在于连接各类资源和主体，促进自由流动和有机互动。

从规划层面看，武汉“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一城三廊多带”的全域创新生态体系，将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与光谷、车谷并列，在开局之年发布建设方案，正是为了锚定这一战略布局，为未来五年划定清晰路径。

从创新能力看，武汉原始创新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辐射全国的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大科学装置达7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大国重器”支撑武汉加快形成关键领域的先发优势。

产业创新更是突出，武汉紧扣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目标，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围绕“965”现代产业体系的蓝图，开展系统化攻关，累计在三大领域取得65项关键成果。

回望武汉“新春第一会”的演进脉络，这一时机选择更具深意。2019年会议重点在于夯实基础，优化营商环境；2021年“五个中心”蓝图提出后战略焦点升维；2022年获批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使“新春第一会”主题高度连贯地锁定科技创新。伴随这一进程，武汉科创推进实现了从“宏大蓝图”到“精细施工”的转变，“挂图作战”的精细化管理思维贯穿始终。

因此，此次会议传递出清晰信号：在立体创新能力体系基本成型的当下，武汉需要将科技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成势”。

而在会场之外，这场创新实验早已在江城悄然展开。2025年3月，湖北荆楚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搬进武汉数创大厦29层时，收获的不仅是一间江景办公室，还有一位近在眼前的“邻居”：仅一街之隔的阿里巴巴华中总部。

半年后，这家成立不过半年的创业公司，已与阿里云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并在楼下建成1000平方米的生产工厂，实现“楼上研发、楼下生产”的紧凑布局。目前已研发出面向教育、工业、家政和文旅等场景的四款人形机器人，签约订单金额达数百万元。

（武汉广播电视台/图）

这种“创新回城”现象背后，是新一代科技人才对“工作、生活、社交”一体化空间的青睐，以及中心城区丰富应用场景对技术迭代的天然支撑。更深一层看，这背后还蕴含着一条以城市更新驱动全面创新的武汉路径，即通过空间焕新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治理变革，推动科创资源从封闭独占走向开放共享，创新模式从单点突破升级为系统赋能。这不仅提升了城市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和产业竞争力，更形成了城市更新与创新驱动螺旋上升的发展格局，为城市探索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数据显示，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数字经济企业近三年营收增长32%，2025年上半年新入驻企业近300家，同比增长200%。

更重要的是，荆楚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已与光谷的电子皮肤、惯导芯片等领域企业形成配套。企业既可依托武昌的核心区位优势吸纳人才、资本，也可与光谷的先进制造能力形成互补。这种跨廊协作，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对创新要素流动的阻隔。更深层的协同体现在数据与算力层面，武昌智算中心作为中心城区首个智算平台，不仅服务滨江企业，也在向光谷的生物信息计算、车谷的自动驾驶仿真等场景延伸。

出圈

市域内的“成网”只是第一步。若将视野拉远，“一城三廊多带”的谋划嵌套于更宏大的区域战略之中，承载着武汉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总体使命。其尺度跃升的路径清晰而开放：从光谷科创大走廊的都市圈协同，到汉襄宜“金三角”的省域联动，再到“中三角科创大走廊”的城市群协作，直至长江经济带的跨区域创新网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科技创新被寄予厚望，由此湖北便将科技创新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构建起涵盖基础研究至技术创新的完整能力体系，“尖刀工程”更因在关键技术突破方面的成效获得国务院认可。在此背景下，“一城三廊多带”规划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期待的精准回应。

武汉都市圈的演进，为这场跨区域协同实验提供了基础框架。早在2003年，湖北省就已启动建设“1+8”武汉城市圈，并将其纳入省级战略。2022年12月，《武汉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26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再次聚焦都市圈，提出超常规打造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并将目标瞄准“全国重要增长极、世界级大都市圈”。

（武汉广播电视台/图）

这一进程正在重塑区域内的创新地理。东向，黄冈以“光谷第九园”直接对接武汉光谷八大园区，黄石借离岸科创平台引入锐科激光等企业；南翼，光谷科创大走廊持续货流支撑下鄂州花湖国际机场2025年国际货运航班已破万架次，咸宁近三年承接武汉产业转移项目过百个，大健康、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初具规模；西北方的孝感涌现“隐形冠军”华工高理、欧洲“充电宝”楚能新能源；就连潜江、天门、仙桃也凭借长飞光纤、服装制造、非织造布创新中心等嵌入圈内产业链。

从强省会虹吸到大城市外溢，武汉都市圈“科技同兴”“产业同链”的加速发展带动不少企业抢抓红利。但这种协同仍停留在产业梯度转移层面，更深层的创新要素流动，尤其是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数据、算力、算法的跨区域配置，仍需突破口。

在2月24日全市科技创新大会后，武汉都市圈发展协调机制科技创新组第三次会议紧接着召开，武汉都市圈科技同兴按下“快进键”。此前，《武汉都市圈科技同兴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已率先出台。文件首次提出了“抱团招商”这一机制创新，其核心是依托武汉的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和科教人才“塔尖”资源，主动联动黄石、鄂州、黄冈、孝感等周边城市在土地、劳动力、产业配套方面的“塔基”优势，共同招引企业，打造共赢格局。这标志着协同模式从被动的“产业转移”升级为主动的“功能规划与资源共享”，旨在培育一个内部要素有序循环、对外竞争力整体提升的都市圈创新共同体。

创新资源的扩散在此理念下有了具体路径。而跳出都市圈，武汉正试图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构建更大范围的协同创新网络。在省域层面，武汉正推进汉襄宜“金三角”协同创新。襄阳、宜昌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分别拥有汽车及零部件、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基础，但科技创新资源相对薄弱。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的“轻资产”特性，使其更适合扮演“数字枢纽”角色，算力支持、电商平台、AI大模型应用，可为两地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

尺度继续向外延伸。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层面，武汉牵头成立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G100联盟，推动光谷科创大走廊沿G4、G70高速向长沙、南昌延伸，构建“中三角科创大走廊”。这一构想若进一步落地，将形成覆盖数千万人口的“1小时创新圈”，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形成呼应。武汉滨江数创大走廊在此格局中的角色，是作为“数字接口”链接沿江城市。其跨境电商、智慧物流、数字航运等产业，可直接嵌入长江中游的商贸流通体系，将武汉的算力优势转化为区域性的平台服务能力。

（长江日报/图）

与此同时，环大学创新发展带也被赋予区域链接器的新角色。《武汉市环大学创新发展带建设行动方案（2026—2030年）》明确指出，将“依托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联盟，推动东湖科学城、湘江科学城、南昌未来科学城联动发展，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创新联动发展共同体”。这一定位，与武汉牵头推动的光谷科创大走廊沿交通干线向长沙、南昌延伸，构建“中三角科创大走廊”的宏伟构想完全契合。

更具雄心的布局指向长江经济带整体，与长三角的协同已见端倪：湖北与江苏、上海等10省市签署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离岸科创中心。

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这些扎实的进展并非孤立的技术堆砌，而是武汉以“一城三廊多带”重塑城市创新空间的战略定力，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系统成效，更是武汉将科技创新置于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以最高规格连续五年部署“新春第一会”的必然结果。

从更深层的理论逻辑审视，武汉的探索印证了科创走廊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空间组织形态的核心要义，它区别于科技园区对创新链前端的聚焦，也不同于产业集群围绕产业链的布局，而是通过多点联动、横向贯通，构建“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的创新-经济融合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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