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里来了名校生丨记者过年

从填鸭式高中毕业13年后，我在31岁的凌晨四点半，被一个回到高中教室的梦境吓醒。尤其是注意到，我的同桌G，正在尝试解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

压轴题和没涂完的答题卡，是小镇做题家无法摆脱的鬼怪。

G也让我焦虑。她来自A镇，靠毅力和善良进入市区中学。成绩很好，每天，她就像大地一样安稳，坐在硬邦邦的塑料凳上，13个小时，一动不动，我几乎没注意到她上过厕所。她把全部精力投入最后一道大题，无视我的插科打诨，就像季风抖落山坡上的蝇虫。求得一个答案之后，G又给我讲题——她坚决反对我直接抄袭她的作业。

我被她大地一样的毅力震慑了。想到永远都没办法超越这种毅力，我黯然神伤。

后来，她考取了一所名校，并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后，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她成为B镇的一位公务员。

B镇遥远、偏僻，自酿的玉米酒是广受欢迎的饮料，而念咒语的巫师和医生享有小镇居民同样的尊重。我从不饮酒的唯物主义学霸同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处理纠纷、撰写材料和接待领导。

G的经历让我相信，应试教育就是一个谎言：在教育中付出的漫长努力，没能给G带来阶层跃迁，哪怕是职业选择的自由——报名考公时，种种限制下，她甚至无法选择回到A镇的故乡。

2026年2月初，当得知G会在大年初一值班后，我计划去找她，在她处理纠纷、撰写材料、接待领导的办公室，提出关于应试教育的问题。她犹豫了一会儿，但答应了。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正准备出发。G却告诉我，不用来了。

2026年2月20日，A镇的一个村寨，壁画是傣族著名的马鹿舞。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微笑、脸红、认真做题

G从不拒绝人。她身上流淌着一半傣族血液，但很多同学从来没意识到这一点。G算不上那种面容姣好的傣族女孩，相反，她健硕的身材和惯常扎的斜马尾不太相称。班里有男生给她起了一个男性化的外号，善良的G没有拒绝，她总是在微笑、脸红或者认真做题。

周日晚上的G才是一位真正的傣族女孩：那晚，她会披着刚刚清洗的、油亮、黝黑的长发——在填鸭式高中，认真洗澡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同学对G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哪怕和她一样学习好的人，都要抄她的作业，尤其是15分的数学压轴题。在文科班，解决压轴题靠的不是一个机灵的脑袋，而是肯下苦功夫的毅力。除了G，没人愿意消耗这样的毅力。

同学们需要G，但又嘲讽G。

她被人诟病的行为是，每次考试后，她会在所有人面前，展现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有时会趴在桌子上，一旦有人问她怎么了，她就用一种带有傣语残留的方言抱怨道：“啊呀，这次考试时，我头太痛了”，或者，“这次考试考砸了，因为我发烧了”。

一开始，所有人都对G抱有同情，我还会和她分享小柴胡冲剂。结果证明，同情G是一个笑话：因为她总能考前三名——在一个隐藏着竞争关系的火箭班，“前三名”只能体现两种可能，要么，头痛和发烧是骗人的烟幕弹，要么，自己是个傻瓜，居然考不过一个发烧的病人。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傻瓜。

渐渐地，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残忍地认定，G是在表演生病。一次考完文综，我清楚地记得，G的脸红得像个苹果，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这真是天底下最高超的发烧表演了。

我们可以整个白天的课间都在嘲笑G，但到了凌晨，就在晚自习即将结束前，嘲笑G的人，都等着她解开压轴题的答案。在这种时刻，她始终微笑，不拒绝任何人。

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G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