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30年里的20位保姆阿姨丨记者过年

从左到右为桂香姐姐、我和我妈。南方周末记者汪徐秋林摄

春节假期，我爸来广州一起过年。看到他在厨房里炒菜，饭后还主动洗碗，我觉得很陌生，毕竟过去几十年，他下厨的次数实在太少了——大约从我上小学起，家里所有做饭、洗衣、打扫房间的工作，都由家政阿姨包揽。等我上了大学，离开家乡，父母与爷爷奶奶同住，这些家务自然又落到老人的保姆身上。直到2025年底，家中最后一位老人离世，“阿姨”这个在我家存在三十年的角色，同步消失了。

成为我家阿姨的女性实在太多了：年轻的、年长的；城里的、乡下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会做饭的、不会做饭的；照顾老人的、照顾小孩的；姓李的、姓张的、姓蒋的、姓王的……我妈在过年的饭桌上，给出“20”这个数字，我没法核实它有多精确，但过去几年她总和我抱怨家政阿姨难找，我回家又总能发现陌生的面孔，便只能相信。

我妈经常敲打她们，手脚要干净、做事要利索。小时候听这话，我会诧异，原来阿姨和我们不是一家人；等逐渐长大，我开始理解，虽然我和她们同在一个屋檐下，但生活确实是不同的。

她们的面貌模糊又相似：通常不带太多行李，自称离婚或有个不挣钱的老公，要为孩子攒彩礼，换洗的衣服总是旧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餐桌上也不说话……爸妈总以为眼前这个阿姨可以做得久一些，但她们总会在某天，因为想多加200元工资、儿媳妇生娃了、要照顾摔断腿的老公，或者我妈发现家里不见了什么东西，又或被我爸呵斥一顿而离开。爸妈就不得不重新去中介找人，新的阿姨又住了进来。周而复始。

“家务工作货币化”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话，但找阿姨、教阿姨做事、在最有安全感的家中与陌生人一起生活才是最难的。直到2025年12月，这个好像没有尽头的循环终于被打破了。

家里的陌生人

“桂香姐姐”是我接触过的第一个阿姨。奶奶在世时，说她刚来我家时还不满14岁，轻声把我奶奶也唤作“奶奶”。那是1990年代，我没上幼儿园，爸妈住在单位宿舍，平时都要上班，我就由爷爷奶奶以及从农村出来的桂香姐姐照顾。

她平时带我玩、喂我吃饭、和我一起睡觉，也老是抱着我，但又像个小孩，和我抢水果和零食。我一对她生气，她就被奶奶说一顿，但转过头来，我俩又很快和好。直到有一天，大人说，16岁的桂香姐姐要到广东打工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工，只记得自己哭得气喘吁吁，求她不要走，可她有自己的生活，我也要上幼儿园了。几年后，她再来家看我，我已经认不出她了。

小学六年级时，我妈被调去外地工作，平时家里吃饭就只有我、我爸和另一个阿姨。这位阿姨姓阳，曾是工厂工人，21世纪初，她下了岗，后经同学父母介绍，工作日来到我家做两餐饭，同时打扫卫生。

阳阿姨嘴里的世界有我从不知道的色彩：菜市里哪家豆沙卷和松糕卖得最好，哪里可以排队买最抢手的香葱豆蓉蛋黄月饼，冬天在家中要穿什么样的鞋才不冻脚……她能变出我从没吃过的糖醋排骨和凉拌藕块，我来了月经，还帮我清洗床单上的血迹。我们不经常说话，但屋子里洗衣机、做饭和流水的声音，总在告诉我，家中是有人在的。

她有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女儿，还有很多我理不清人物关系的亲戚，她的生活很热闹：喜欢和朋友打牌、跳舞，总是到点才来我家上班，吃完饭洗完碗就走。我妈有时回家，觉得她干活不够细致，好像走过场，家里买菜钱也用得太快，但家人都喜欢她做饭的口味，和不搬弄是非的性格。我本以为阳阿姨会在我家一直做下去，但等我上大学时，她女儿有了孩子，就去照顾自己的外孙了。

还有好几个阿姨因为与我爸妈相处不愉快而辞工。印象中，一位阿姨来我家干活，同样是因为下岗需要收入。她瘦瘦小小，把头发烫成卷，戴着戒指和手镯，笑眯眯地对我说，自己爸妈住在我家隔壁干休所，也是离退休军人的孩子。我无从查证真假，只记得她做的蓑衣蛋（即粤菜里的五柳炸蛋）很好吃。

但没一两个月她就变了脸。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看见她在拖地，如常与她打招呼。记得她问我，希不希望她一直在我家做下去，我说好呀，但不知怎的，她变得激动起来，说“阿姨永远只是你们家的工人和下人”，她一边说着，一边泄愤似的把拖把戳在地面上，拖地的力度也大了不少，嘴里一直念念叨叨。我吓得躲进房间，把头埋进被子里，直到我爸下班回家才敢出来。

第二天这位阿姨离开了。爸妈告诉我，是我爸两次因为她没及时做饭而指责她，她受不住了。但结合我妈日常抱怨，她似乎还有其他毛病。十余年后，我和我妈再次在街上遇到她，她又笑眯眯地与我打招呼，只是头发白了不少，脸和身体更瘦了，皮肤好像挂在身上，我们也不知道她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阿姨们是一堵墙

给家里老人找保姆，成了我离家上大学后，父母的又一项任务。与照顾孩子相比，照顾老人的工作似乎更为艰辛。

一开始，老人们都不同意家中多一个阿姨。奶奶挑剔她们做菜不合口味、干活不精细，为人处世也太粗糙；姥姥则觉得阿姨是我妈派去监视她行踪，影响她去其他亲戚家吃饭、社交的“间谍”，经常朝对方发脾气。他们先后辞退了好几位阿姨，但我爸妈总能找来新人，不顾老人反对，住进他们家中。

渐渐地，爷爷奶奶的身体更衰老了，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外人给他们洗澡擦身、穿衣喂饭、白天推他们出门晒太阳、夜里照顾他们如厕、给他们按摩身体。此时，他们挑剔阿姨的声音，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妈是独生女，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姥姥生命最后一个月，她先后找过四位阿姨。她几次和我谈到，自己不断给老人寻找保姆时，有种“崩溃”的感受。我问如果她自己照顾会怎样，她回答，除了要上班，独自照顾老人，精神压力会特别大，自己也会崩溃。根据观察，我爸也有类似恐惧，奶奶离开前最后一年，他的精神高度紧张，经常暴怒、焦虑，阿姨就像一堵隔绝在这对母子间的墙，好像只有她们陪着奶奶，我爸才能稍作慰藉，不用直视曾经美丽、有条理、要强的母亲正在离开。

每月7500元，是陪在奶奶身边的阿姨最后一年的工资。这个待遇在三线城市的家中，甚至高于一些体制内工作人员，但工作十分辛苦：节假日要照顾老人，无法与亲人团聚，还得承受我爸的焦虑。有好几次，她都萌生退意，但又被我妈和亲戚轮流劝住。

这位阿姨一说话就停不下来，经常从清晨讲到深夜。我们从她的叙述里得知，她来自一个地主家庭，住在农村最偏远的山上，考上专科家里不让她念书，婚后又经常被丈夫和婆婆殴打，大儿子前几年娶的缅甸媳妇跑了，小儿子一家又与自己不对付……我伯父诧异她如何面对这么多挫折，她回答，丈夫和婆婆打她，她就大笑、大声唱歌；家里对她不好，她就拼命干活，累到没精力再想。她把故事说了很多遍，我们的耳朵都起了茧子，好在奶奶的忘性越来越大，每次听完，都能继续发表一番评论，两人一问一答，最后的日子里，也能聊到深夜。

奶奶去世当天，这位阿姨就离开了。当时我在赶回家的高铁上，听我妈说，那天她得到一笔钱，还带走奶奶留下的被褥、几件衣服。她似乎与其他女工一起，在城乡接合部租了一间有架子床的宿舍，我妈解释，在不上工的间隙，不愿回家的阿姨们都会在类似的宿舍里歇脚，等待下一个需要她们的家庭。

与采访不一样，我从来不会主动去问阿姨在面对离别时的感受。爷爷去世时，照顾他的阿姨流下了眼泪，早已成家的桂香姐姐也赶过来吊唁，我愿意相信，在她们心中，与我们相处，大体上还是有一些真的感情吧。

2026年或许是我家数十年来第一个不再需要讨论阿姨去留的年份。春节聚会时，家里成员好像有些哀伤，又有些轻松、安静。我妈过去总说她老了以后要去养老院，但现在又说，以后要与我住的房子保持“一碗汤的距离”。吃饭席间，爸妈又谈到，他们送父母老去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的日子就轮到我们了。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目前还不想深究，我总觉得自己已经与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仍要重复他们的生活吗？我好像也没这个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