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中有黑人特质？“检讨”韩国流行文化

电影《寄生虫》剧照。资料图

在流行文化领域，“韩流”是无法被忽视的存在。K-pop席卷世界乐坛已经多年，从早期的东方神起等男团风靡东亚，到近年来的鸟叔、防弹少年团霸榜欧美流行乐榜，每隔一段时间，K-pop都在推陈出新。韩剧走向世界的道路与此同辙，东亚观众熟悉的早期韩剧剧集自不必说，近年来通过网飞等平台，《鱿鱼游戏》《黑暗荣耀》等韩剧也让西方观众尝到了韩剧特有的“爽感”。在电影领域，韩国电影早已成为西方电影节的常客，其成功顶点定格在了《寄生虫》同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戛纳金棕榈的时刻……这一切都不免让人好奇，“韩流”为何如此成功——尽管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问”的问题，但常问常新。

国家干预的视角是经典的解释路径。研究者们梳理韩国的流行文化史时，发现国家的扶持至关重要，“韩流”成为韩国继半导体、造船业之后的又一个受到政府力量加持的“国家战略产业”。这并没有违背事实，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文学院教授金暻铉显然对单一的解释路径并不满足，作为常年工作生活于美国的韩裔，金暻铉发现，来自美国的文化影响可能才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金暻铉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美韩关系出发，看到了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小侧面，而正是这个小小侧面日后对韩国娱乐业影响深远：朝鲜战争后，美军基地遍布韩国，为了给人数众多的美国大兵提供娱乐，美军第八娱乐团被组建起来，招募了大量的当地韩国人，继而用美式的歌唱、舞蹈来培训他们，同时也有大量的美军俱乐部需要擅长美国歌曲的艺人。当时的韩国极度贫穷，韩国艺人为了生存，必须拼命模仿美国当时最流行的曲风（摇滚、爵士、乡村），以讨好美国大兵。金暻铉认为，这种“为了赚钱而精准模仿美国口味”的肌肉记忆，从1950年代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的K-pop工业体系中。“战后的前30年，大多数韩国知名音乐人，如韩国第一个歌星金惠子、韩国摇滚教父申重铉，都以这种歌舞表演开启职业生涯。”金暻铉说。

这一事实是金暻铉的新书《霸权模仿》的写作起点，也是他用以解释“韩流何以成功”的理论起点。金暻铉认为，早期的模仿是为了换取美金来维系生存，而现在的模仿是一种“霸权模仿”（hegemonic mimicry），是为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市场里赚取更大的利润和影响力。虽然形式变了，但“模仿强势文化”的底层逻辑没变。

“霸权模仿”是金暻铉的理论核心。“霸权模仿”是指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体（如二战后的韩国），通过精准、彻底地模仿全球霸权中心的审美标准、工业流程和语言逻辑，从而在霸权所主导的评价体系内获得成功。二战后被美国驻军的不止韩国，为什么独独韩国会如此彻底地走向“霸权模仿”之路，金暻铉解释说，许多国家的模仿是断续的或浅层的，或者像日本一样，驻扎的美军只限于某地（如日本只有冲绳有大量驻军），但韩国从1950年代至今的75年间，全境均有大量驻军，三代人的时间里，人们都在同一个“美式审美”的逻辑下进行文化生产。这种长期的、高压的模仿，让“美式审美”内化成了韩国文化生产者的本能。

特别是在韩国本土电视业贫瘠的年代，AFKN（美军广播电视网）直接把最前沿的美国流行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播送到韩国人的客厅里，这种“即便听不懂也要看”的行为，在潜意识里建立了一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酷的”标准。金暻铉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K-pop现在的视觉、节奏和剪辑感能和欧美无缝对接——韩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地缘政治、经济依赖、技术媒介共同作用75年后的产物。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视频采访了金暻铉教授，围绕他的新书讨论了后殖民主义、韩国近现代史、韩国电影文化等话题。在访谈中，最具情感浓度的一段对话发生在讨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家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理论是指黑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不得不通过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金暻铉认为韩国人的处境更为复杂——他们先后经历了对中国的文化崇拜、被日本殖民的语言抹除，以及美国语言霸权的持续影响，他们主动追随或被迫顺从，“韩国人的深层意识不是双层的，而是多层叠压的”，这造成了韩国人的心理底色是一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和“不自在感”，“这种不自在促使他们不断地去模仿强者”。

金暻铉。受访者供图

在采访中，金暻铉偶尔会流露出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也许来自韩流“成功”背后的某种悲剧色彩——它是通过三代人牺牲部分本土性乃至主体性、近乎偏执地对标美国才换来的全球竞争力。他毫不讳言自己深深震撼于中国或日本文化中的那种“原创性”，但这种“为了变强而放弃自我”的焦虑，却贯穿了整个韩国现代化进程。

霸权模仿能让韩流在商业上极其成功，但在顶层艺术价值上，韩流依然是一个“模仿者”而非“定义者”，金暻铉认为，韩流占据了流量，但全球流行文化的定义权依然没有掌握在缺乏文化原创力的人手上。

“这种伙伴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和依附色彩”

南方周末：你提出的“霸权模仿”这一概念，显然延伸自霍米·巴巴（Homi Bhabha）关于“模仿”的理论。在你看来，当这种“模仿”的政治含义从传统的殖民语境转移到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时，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金暻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显然，我们不再生活在殖民时代，不再生活在帝国扩张的时期，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主导国家”。在某些方面，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其主导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而文化正是由语言承载的。如果英语是当今最占据统治地位的全球语言，那么它就拥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