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平衡由我定义

“你要身体健壮，还要心灵健康，你要家庭和美，还要事业上进。”

年轻的时候，张春会想象一种静止的平衡，“我为什么没有一键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反复被规训，也不断自我内化，要在多重角色间游刃有余，要在每个阶段里应付自如。

但当身体失去力量，身份发生冲突，时间被撕扯成碎片——“失衡”几乎成为女性的日常。

困境之下，总有生长的力量。

从10岁选择帆船，到成为奥运冠军，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在一次次风浪中找到了“风来了就调帆，浪来了就稳舵”的节奏。7年前一度想摆脱（外人眼中）“两个孩子的母亲”身份的记者邓郁，再次站上报社十佳员工的领奖台时，意识到“正是这样的身份塑造了我，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而曾陷入情绪的泥潭难以自拔，如今是心理咨询师的张春，已经可以坦然地对来访者说，“学会接纳自己的有限，是重建平衡的起点。我自己也走过这样的路，重建平衡可以从具体的行动开始”。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失衡中找到打破的勇气，在波动中重建属于自己的新平衡。

今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和三位女性一起，共同开启一场关于“新平衡主义”的叙事。

角色的拉扯：在母亲与记者之间

作为记者，邓郁习惯了剥去他人的身份和标签，去寻找和表达每一位采访对象真实的生命经验，但她一度对自己的身份标签陷入纠结。

曾经，站在南方周末报社2018年度十佳员工的领奖台上，邓郁的耳边回响着颁奖词开头的那句“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本是带着善意的肯定，却让她在那一刻，乃至此后的很多年里，涉及到业务评价时都“非常想摆脱掉这个身份标签”，她担心母亲的身份会稀释掉别人对她专业的认可。

跟社会上的大多数一样，当一个人身上有各种不同的标签，总会或多或少地担心自己的某一种身份，会掩盖掉其他身份的价值。对是母亲，也是妻子、女儿的邓郁而言，“记者”是她当时内心更在意的角色，在不同身份之间拉扯，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找到内心的平衡。

2014年进入《南方人物周刊》时，邓郁已经38岁，但仍打理好家庭生活的同时，为了一个选题奔波，熬夜也是常事——那时她精力充沛，乐在其中。她手上经常同时有好几个选题：有的在做前期调研阶段，有的在做采访，有的进入到了写稿阶段。2015年，她和同事彭苏在一周之内做出了李银河的封面题，围绕这个专题，他们一共做了四篇稿子。

而她在2018年做出的《万能青年旅店 出入太行 骤雨重山》封面报道，则是从2016年报题后，以年计的持续追踪和长期投入。“没想到有人这么认真地写万青”“稿子的长度和描述风格可以做一个纪录片了”“一万大几字的文章我看了两遍，真的特别好”。报道下面的评论区，有人这样留言。

即便如此，那一年获得杂志社年度记者和报社十佳员工的专业认可时，邓郁对自己仍然不是“百分百的自信和接纳”。

回想那段时间内心的执念，她坦诚地分享：“可能还是源于我内心深处的不自信，过于看重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不要过于去臆断外界眼光，也不要让内心的执念和完美主义压垮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郁也不再执着于同时做好所有事，年轻时常常熬夜赶稿，如今“一熬夜，身体会发出各种信号”，她主动调整作息饮食，有意识地运动，也学会了根据身体状态调整工作节奏。“只有身体平衡了，整个心态才会更加平和。只要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有源源不断的题和事情可以去做。” 

平衡的智慧，既是时间带给她的，也是放下身份切换的包袱，不断调整定位带来的。

两个孩子相继进入青春期后，身为母亲的邓郁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她既是一个局内人，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记录者。

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困在手机中的少年、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细数邓郁每年做的选题，可以窥见其中近乎本能的身份意识带来的对社会情绪的敏锐捕捉。“不同的角色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一种彼此成就的关系。”

“为什么更多失衡的问题发生在30岁以后？因为当你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角色，便很难再完全把自我的需求作为优先级了。所以累了就适当停下来，放低期待，同时学会捕捉和感知不同的身份/标签带给自己的新视野、新的可能。”邓郁说。

在2018年万青那篇报道开篇，邓郁如此写道：在恒久的稳重、克制和偶尔显山露水的风暴里，精心锤炼，越来越接近他们的内心。2020到2021年，她又再次回到“对嬗变纷杂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症候给予回应”的万青。

“我在跟我的采访对象交换我们彼此的生命体验。”为了写钱理群，她从2021年就开始报题，但直到2025年下半年，终于找到“民间思想村落”的切入点后，邓郁才开始动笔。“那个时刻我们都有一丝的振奋——就是我们终于寻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也相信所采写的内容会带给大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一个人和一群人，如何能穿过50年沧桑，相知至今？”在即将迎来50岁的人生节点前，邓郁写下了钱理群与他的精神兄弟的半生故事。50年，无数人消散在时间的风尘中，但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与发声的钱理群，让邓郁愈发坚定和自足。

就像邓郁在报道中书写的那些故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失衡也是每个人的生活常态，当2026年2月4日，她再次以2025杂志年度记者和报社十佳员工的身份发表感言，她已然像她的采访对象一样，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内心，“经过这么多年，我意识到正是我的不同身份塑造了我，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

“在一个有更多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可以更从容一点，在前行当中找回内心的节奏。”邓郁说，很多问题是不在你预期之内的，你也像一个学生一样在不断地学习。

现在的邓郁，可以更坦然地说出来：我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

帆船教会了我：在风浪中找平衡

10岁的徐莉佳，刚刚接触帆船就遭遇了“失衡”时刻。

徐莉佳自出生起双耳听力就只有常人一半，左眼视力模糊。在上海帆船队训练时，教练发现她在海上无法听清指令，准备把她退回去。“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其实跟别人有一点不同。”

面对现实与热爱失衡的天平，徐莉佳直接哭着跪在地面，想要证明给教练看。“我喜欢帆船，我会是那个让你骄傲的学生，而不是拖后腿。”她并未否定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热爱，渴望打破这种失衡，“我好不容易找到一项喜欢的运动，不能让它被剥夺走”。

徐莉佳最终在帆船队留了下来。

但每天长达6—8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比她想象中的要枯燥得多，也累得多，“每一次脚都要用力去勾住绷带把船压平，速度才能达到最快”。刚练帆船时，大家会说要“征服风浪”“征服大自然”之类的话。“但现在会觉得特别可笑。”徐莉佳笑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何其渺小。

大海从没有绝对的风平浪静，在随时变化的风浪中，徐莉佳真正理解了“平衡”。“风来了就要调帆，浪来了就要稳舵。今天因为天气原因不能出海，那就耐心等明天。最重要的是在风浪中找到一种呼吸的平衡，然后每当变化发生的时候，及时去调整自己。”在日复一日的专注与坚持里，她慢慢地学会了和自己的相处，也学会了和大自然的共处。

跑帆船时，她的眼睛永远不会累，在海上，“我不再是有缺陷的运动员”。

但作为运动员，徐莉佳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失衡，并不比大海上的风浪少。

谈及第一次备战奥运会的经历，徐莉佳形容当时的自己“无法接受”。2002年底，徐莉佳刚满15岁不久，“能够在这个年龄就去拼奥运会，我肯定不愿意这么轻易（放弃）的”。但就在备战期间，她的左膝关节处发现了肿瘤，因为不得不接受左大腿骨巨细胞瘤切除和异体骨移植手术，徐莉佳错失了参加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机会。

那是命运扔给她的巨浪。身心遭受的打击和康复训练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亦不足为外人道。帆船很早就教会了她，要持续地“在风浪中不断调整找到平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徐莉佳不仅重新站在了甲板上，也站在了女子单人艇激光雷迪尔级铜牌的领奖台。但很多人记住徐莉佳这个名字，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她夺得了亚洲历史上第一块奥运会帆船运动艇类项目金牌之后。

在奥运冠军的热潮中，徐莉佳坦言也曾“走过弯路”。虽然对于她，“冠军只是一个标签”，但如何面对突如其来，又蜂拥而去的人群，是新的课题。

一年后，她以题为《优秀运动员后奥运冠军时期的自我管理》的论文，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帆船就是要去不断地接受大风大浪的洗礼，所以陆地上再大的事情，也觉得自己可以冷静下来，更加从容地去应对。”相对于冠军热潮褪去后的短暂失落，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因为常年积累的伤病不得不退役，对徐莉佳而言，才是真正的失衡。

“我的生命里没有帆船就是失衡的。”面对压在她和帆船之间的重重巨石，她也唯有从帆船中找回重建平衡的支点。退役后的徐莉佳，在多重身份中不断动态调整，但始终没有离开帆船：去英国念书取得体育新闻硕士学位，转型体育媒体，积极参与帆船运动的推广与发展，也继续参加各类帆船比赛。

“人生的航线从不只有一条，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冠军。”2024年，她又当选为世界帆船联合会理事会成员，在推广帆船、推广体育运动的使命中，继续自己的热爱。

徐莉佳打破了从前被赛场定义的航线。“身体允许的话，我就想一直训练、比赛。”2025年冬天，停不下来的她，又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帆船的训练和比赛。

在不同的人生航段里，找准角度，把握时机，从容调整，已经成为徐莉佳的一种潜意识，引导她实现“新平衡”。

就像碰到风浪时，需要缩帆行驶，满帆会让船只倾斜，甚至翻掉。“真正的强大，是在变化中不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平衡的节奏，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生活中。”徐莉佳说。 

动起来：在摇晃中找回平衡

在电影《好东西》里，铁梅在深夜骑着平衡车，震慑走小叶的尾行者，陪她一起前行，曾令无数女性观众感受到力量。而这段情节，正来自张春的真实经历。

“做了件让自己有点高兴的事。”对其他女性温柔的张春，也学会了“对自己温柔一点”。她不再执着于一种静态的完美的平衡状态，而是觉得“平衡是一个动词”。就像铁梅站在平衡车上，在速度中掌控平衡，人生也是一直在摇晃中微调，甚至是剧烈的摇晃。“平衡它就像是骑自行车一样，你只要一直前进，然后你不停地调整这种方向，它就会平衡，不要想象一种静止的平衡。”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找到“适合我的”，“做那些让自己此刻就能舒服一点点的事情”，张春就能从中找新平衡。“我情绪非常不稳定，每天都波动一百次，不过长期和这些繁重的情绪相处，我也摸索出了一些规律。”

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后，张春同样听过太多女性被社会期待塑造的对某种“平衡”的追求，“你要成功，但你不能太成功，你要漂亮，但你不能太漂亮，你要有学识，但你不能太有学识”。

在双重束缚之下，“让自己一点一点地弄丢了和自己相处、和环境相处的节奏”。年轻时的张春，也同样在这种束缚之下失去了生活的节奏，“以前会觉得，我为什么这么软弱，明明一切都好，怎么还这么难受”。

很多时候，当意识到“不是因为我太弱小，而是有一种看不见的枷锁困住了我，马上会感到巨大的解放”。

面对所有人都体验过的“自我否定”困境，她以两位榜样为例，“贾玲、鲁豫这么出色的人，也曾被困住很久，但她们砸开了身上的枷锁”。可能也要走一些弯路，但是张春坚信，“改变思路，会有办法的”。

不喜欢运动、有社交压力，她就为自己找到一条“没有摩擦”的散步路线。张春生活在厦门，家附近那条非常冷清，“一年到头几乎遇不到一个人”的山海步道，让她喜欢上散步，“我心里知道，等一等我，等能动的时候，我会去画画或散步，那时候我就会慢慢好起来”。

在散步中，四十多岁的张春感受到，身体的平衡可以带动生活的平衡，帮助她从一个越来越笨重的身体和封闭自责的情绪里，回到鲜活的当下。身体平衡和生活平衡相得益彰——身体平衡可以让我们焕发内在生命力，更好地投入每一天的生活；而生活平衡，则能反过来滋养身体，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我们的身体可是很精密的，里面有无数个精密仪器在运行，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最恨的运动，如今成为生活里很期待的一件事，这是多么难得！

对张春而言，在生活里去做一件“你真的想做的事情”，帮助她度过很多生活中的时刻。散步如是，画画也如是。

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张春曾有七八年的时间完全不画画，“因为科班出身，对‘好’会更有要求，我觉得我画得太差了”。直到深陷在情绪中无法自拔，一天只能起床两三个小时，连生活也无法自理的时候，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你什么都干不了了，你要干什么？

“我想来想去，就是想画画，像孩子一样，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它不会给你任何收益，但是这一刻我就想做的行动。”如今，画画已是张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所在，连出去吃顿饭，她都会带上画具，“我不想离开它的那种喜悦，对我非常有帮助”。

以前在外面写生时，张春常常因为觉得画得不够好，不想给别人看。但“我现在再也没有离开过画画了，再也不想画得好不好，你随便看”。重拾画笔的经历，让她意识到“画画可真好”，也重新意识到“艺术的美好”。

“画得好”不再是唯一的标准，“画画的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张春也希望对大家说，“平衡要自己去定义”。

自我定义的“新平衡”，从不是无差别的标准，而是有的放矢的调整，是因人而异的选择，是生活方式的渗透，更是意义驱动的自洽，这正是养固健所倡导的一种普适、个性、实践的生活方式，让每个人实现身体健康与生活自洽的“新平衡主义”。

在摇晃中，在风浪中，在失意中，每个人对自己的“看见”与“接纳”，拉长至整个人生，她说，平衡就是由“我”定义的。

春节前，徐莉佳参加了新西兰皇家游艇会的女子对抗赛训练营。阳光洒在海面上，海风拂过脸颊，她扬帆启航，“到了海上，我就会觉得跟大自然、跟风浪融为一体了”。

现在的徐莉佳，依然以赛代练，在世界不同的海域上航行，“会比之前20年更平衡一点，也更有可能持续地走下去”。采访60岁拿到霍巴特帆船赛总冠军的Jiang后，徐莉佳在朋友圈写下，“活到老，sail到老”。

人生海海，时有风浪，时有静默，每个人都在起起伏伏的生活中航行，我们需要的是，始终在流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柔韧而蓬勃的平衡。

“新平衡主义”既是对当下时代的回应，也是养固健的初心。它试图向大众揭示一个朴素的真理：平衡是在持续感知外界变化、动态调整内在状态的过程中，得以焕发持久活力与韧性的起点。它关乎对自身状态的敏锐觉察，更关乎付诸行动的勇气与智慧。

“平衡”不由别人定义，也不由世界定义，而是由“我”定义。

（专题）